2016年4月20日下午2点半，由四川美术学院主办，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承办的2016年艺术遗产论坛“和而不同——艺术遗产与博物馆的两种传统”在四川美术学院小剧场成功召开。此次论坛邀请了三位专家到场进行探讨交流，分别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终身教授Nelson H.H. Graburn、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以及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他们就全球化背景下艺术遗产的类型、价值、呈现、活用进行对话交流。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致辞
论坛开始前，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在致辞中谈到：四川美术学院从建校以来的成长和发展，以及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艺术影响力。2013年在美术史论本科专业学科下设了艺术与文化遗产的专业方向，学校在高等教学同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充分考虑在美术学院开展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聘任了厦门大学一级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来领衔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开启了四川美术学院在艺术遗产邻域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传承创新、齐头并进的新局面，建立中国艺术遗产的学科高地，为重庆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生态建设、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专业性的参考。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终身教授Nelson H.H. Graburn发言
Nelson H.H. Graburn教授从艺术与博物馆的西方传统这个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西方艺术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一开始，艺术一词来源于法语词汇，它是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而工艺一词与手工技能联系在一起，所以艺术创作能力带有阶级性，有高层次精神艺术和低层次体力工艺的区别。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远洋探险的开始，科学技术得以发展，新知识动摇了天主教的权威，艺术不再被教会封存和控制，而具有了世俗性，艺术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赞赏。航船和航海术的发展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到全世界寻找财富的同时遇到了不同的文明和语言并将其带回了欧洲，其中一些富人称为珍奇的自然、手工物件，被私人收藏起来，用来炫耀声望和地位。17世纪后，新知识分子开始展开对这些珍奇的研究，这样也就增加了对此类物品收藏的需求，艺术史就从此开启。随着收藏的物品越来越多，最后就收藏进了博物馆，起先，博物馆只对受过教育的高阶级开放，但到17世纪后，博物馆也逐渐开放为公共机构。艺术经历了跨文化交流、殖民化、全球化等过程，现在演变为商业的、旅游的艺术，由一个群体制造出来，供其他群体消费。艺术跨越文化边界后，不同观众对艺术的阐释也有所区别，艺术的意义也可能被一些中间人所操纵，以达到政治或商业的目的。当代正在进行一些消融艺术边界的实践方式，先前由一些底层或妇女制作的手工艺品被艺术馆所采用，同时一些城市艺术家也开始借用民间艺术特征。
博物馆现在成为收藏、展示、研究全球艺术的核心机构，目前的博物馆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地方性博物馆，被游客视为旅游区倒影;另一种是世界性博物馆，一般吸引着博学性游客或想通过参观获得博学的游客。当代博物馆吸引不同类型的游客，一是敬畏型游客，他们喜欢静静地独自欣赏，我们将他们称为浪漫化的凝视。二是教育性游客，他们想了解历史的背后，所以一般跟随导游一同参观。三是社交场合型游客，他们跟随朋友一起参观同时进行交流，我们称其为集体化的凝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发言
霍巍教授从对博物学与博物馆的中国传统的思考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发言。听了Graburn教授的发言，我深深感受到西方传统艺术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确实存在和而不同的事实。博物和博物馆的中国传统首先强调是指它的历史传统，所有的收藏品在中的博物馆里一直被作为文物进行收藏，其他比较低层面的是不会被列入收藏范围的。中国收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对青铜器的收藏，所以整个收藏和博物馆的历史传统很重要，因为它的历史传统的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在于所有收藏品都被赋予了“文物”这样一个神圣的概念。博物和博物馆的第二个传统是政治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有三个重要层面。第一，天伦。古代把天的运行、规律性、正道与人间的政权联系在一起。第二，人伦。主要是指社会关系，人的尊卑贵贱、高低之分，所以中国的收藏品含有强烈的政治含义。第三，天人之际。天理人伦实际上要归结到天和人的关系，在汉代所有的收藏品都带与强烈的政治色彩，表现了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诉求。博物与博物馆的第三个传统是文化传统，其中与西方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关注精英层面的人，他们的创作成果。从这三方面的历史传统上来分析中国博物与博物馆，与西方传统的博物与博物馆存在很大的差异。
今天的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有几大动向。第一，以“物”为中心的博物馆理念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第二，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传统继续延续以外，各种专题性的博物馆，行业类博物馆涌现出来。展望未来的中国博物馆一定会有一个飞跃，我们要在传承中国传统风格的同时，增加对历史的关注点，关注历史线条、历史框架，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民众最喜欢看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品，这些被民众关注的艺术品应该进入博物馆之中。
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发言
彭兆荣教授从艺术与博物的中国形制这个主题进行了发言。艺术遗产是一种新的话语表达，我认为在中国没有“遗产”这一概念，中国有“遗”有“产”，在西方“遗产”是“财产”的意思，所以中西方艺术遗产生命史有很大差异。西方的艺术包含着明显的阶级分类，而中国没有“艺术”一词，中国有“艺”和“术”。“艺”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有关，跟早期的“巫”相结合，在重庆，有很多跟中国传统有关的艺术形式，我们应该把它找出来，一方面要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找到属于中国根源性的艺术品类，这是贡献给世界的新东西。“术”指早期城市中不同行业，中国早期叫百工之业，比西方的工业发展更早。中国的“艺”和“术”有自己的传统，当今中国的艺术要想对世界有所贡献，我认为应该从中国本土根治的“艺”和“术”中寻找，从中还可能找到当今艺术创新的途径。
中国博物馆和世界博物馆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博物馆有礼器，西方没有，如“鼎”和“爵”，分别用来吃食和饮用，所以中国艺术跟西方艺术重大区别是，中国的艺术是美和实用相结合。
如果我们把“艺术遗产”作为一个学科来分置，今天还处于探索阶段，我认为“艺术遗产”是有界无疆的，它有范围，但没有明确的边界。日本一个博物馆展出了一个方便面的盒子，虽然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东西，但它展示了面条的历史，所以像“方便面盒子”这种，今天在某种语境下也可以成为展示品，甚至艺术品。今天我在川美参观，看到一个很好的作品，用辣椒作材料来进行制作的，所以艺术的边界是没有固定的，“艺术遗产”是有界无疆的。
在发言的最后，彭兆荣教授谈到中国的“附遗产现象”，主要是指现在的一些复制品、赝品，我们几乎都是持否定态度，但中国历史悠久，很多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一些很久远的东西都是通过拓片这种方式，才被世人所见，拓片在中国是一种特别的保护、传承、教育、修护的方式，或许从事艺术的人也要把这种东西关注在内。
论坛现场
专家对话现场
三位专家在各自根据自己的主题发言结束后，坐在一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专家对话，将中西方艺术文化的历史发展的“和而不同”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彭兆荣教授谈到，中国的艺术最早是手工和天工的结合，比如中国古代的农业用具，像“犁”，非常具有中国的天人合一的特点。川美以前是作坊式的，现在又引进了西方的，有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同时还结合西方的东西，我希望川美在未来的艺术实践过程中把中国重手工，重“艺”和“术”，同西方的艺术结合在一起，总结出自己的艺术精神、实践、样式。听了彭兆荣教授的发言，霍巍教授作出了回应，他谈到他和彭兆荣教授从不同的方面切入，讲了同一个内容。在中国古代，所有的艺术品都被国家掌控，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一定是有历史传承的，有政治诉求和政治大背景的。今天，我们中西方文化交流后，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作为藏品，作为艺术品，以及博物馆的本身，都进入了一个重新定义、重新实践的新时代。
Nelson H.H. Graburn教授听了彭兆荣和霍巍教授的发言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中西方艺术的起源非常相似，西方艺术的神圣性功能和实用性功能也占有主要地位。他赞同彭兆荣教授所说的很多艺术起源于农业社会的实践活动，但农业社会的国王和皇帝也追溯狩猎采集时代的秩序，比如人和自然的关系。他赞同古代时期从自然界看到的神圣性存在，但他认为应该更多考虑文字记录之后的历史时期，这里面包含渐变性的时间段也有快速演变的时间段。现在进入快速演变的时段，很多神圣性功能和政治性功能被遗弃，更多关注世俗性功能，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开始关注普通人的艺术创造。他认为在看待这个问题时，要看到所有可能的创造性和美学力量，从过去寻找资源也很重要，注重人本身的创造性而不止是高级艺术的创造性。彭兆荣教授回应了Nelson H.H. Graburn的发言，他讲到从人类学的角度，似乎有这样的观点，在始前相对我们原始祖先与西方的艺术表达相比，相对比较一致，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开始有很大的差别。
在对话的最后，Nelson H.H. Graburn强调艺术遗产的基础在于人们受到的教育，教育要起到平衡的目的，在艺术遗产和欣赏过程中。在一些高雅艺术中，大部分儿童没有被培养创造性技能，而自觉地成为了观众。我认为儿童应该有机会参与艺术创作，成为艺术生产的一部分，通过教育意识到他们也可以创作艺术，而不是只作为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