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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奠基”中国美术史学科奠基者王逊的百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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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王逊先生与中国的美术史学科——纪念王逊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

  (雅昌艺术网讯)2015年12月29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奠基:王逊先生与中国的美术史学科——纪念王逊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座谈会邀请了范迪安、吴良镛、金维诺、常沙娜、聂崇正、邵文良、汤池、薄松年、薛永年、李树声、王宏建、殷双喜等众多嘉宾参加,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主持。

  王逊先生(1915—1969),是中国著名美术史、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曾先后在北京师大附中、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57年,在他的主持下筹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成为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为培养美术史、美术理论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初期,他亲自主持和参与了清华文物馆创建、雁北文物考察、景泰蓝工艺设计、国徽设计、建国瓷设计、敦煌艺术遗产整理、故宫书画征集鉴定、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美术学科)、永乐宫壁画考证等重要工作,在哲学、美学、逻辑学、美术考古、古代书画鉴定、工艺美术、民间美术、中外艺术交流、敦煌学等领域卓有建树。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座谈会上发言

  研讨会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首先发言,他介绍王逊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专业的扩荒者,此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奠基”,表明了王逊先生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和中国的美术史教学所做的开拓性贡献和基础性建设,如同厚重的基石拥有沉甸甸的分量,也散发出不可磨灭的光辉。范迪安说:“在上世纪80年代,学院的教学复苏和学院建设方兴未艾的日子里,我等晚辈虽然无缘见到王逊先生,但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多位前辈每次向我们谈及美术史系的发展历程时,特别是谈及美术史学科的学问时,都要讲述王逊创建美术史系的故事。在我们的教学中,传承了王逊先生的教学理念和治学精神。”

  作为纪念研讨会和座谈会的组织方负责人,尹吉男说:“对我而言,王逊先生一直都灵魂般的存在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很多过世的老先生我都见过,但是与王逊先生却未曾见过,他于1969年逝世,适时文化大革命,当时他只有54岁。在1936年,他曾经作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那老人倔强过了一生,今日睡倒了,永远的睡倒了,睡倒在死的足下’,这首诗其实是悼念鲁迅先生的,这首诗用在他自己身上其实是非常贴切的。”

  尹吉男认为,王逊先生的美术史代表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史教材的最高水平,他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他具备多方面的学养,哲学、美学、文学、中国建筑史、中国绘画史、工艺美术史、中国宗教史,这些彼此关联又相互助力的领域构成了他的学术格局,同时也成为中国美术史学的格局,他的中国美术史框架更具有学术的现代性,彻底超越了传统画学的体系。“但是王逊先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英年早逝。希望王逊先生不再是传说中的灵魂,而是我们当代学术的心灵。”

中国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发言(左二)

  中国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在研讨会现场谈到了他与王逊先生是在1950年相识,曾经多次在一起探讨建筑与学术,虽已半个世纪过去,如今也会经常想起曾经的故事。

  原清华美院院长常沙娜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与王逊一起,作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人才交换被调往中央美院工作的。常沙娜回忆最初与王逊先生相识是在梁思成先生家,林徽因先生介绍他们相识,当时就感觉王逊先生特别平易近人。后来常沙娜与其他同事跟随林徽因先生改进景泰蓝工艺,曾经受到过王逊先生的多次指导,还曾经在如何将敦煌元素运用到现代图案设计上深入指导常沙娜,她了解了王逊先生在哲学、美学、工艺美术鉴赏等多方面的学识。

  常沙娜还找到了王逊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的《中国美术史讲义》,并带到座谈会现场,这本讲义就是如今美术史学的最早框架,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内部发行的教学使用教材,并禁止影印。“有幸留存了这本讲义,并多次学习和翻阅。这本讲义我父亲常书鸿先生看到之后就拿走了,而且用了几年,他还在牛皮纸的封面写了‘中国美术史’几个字,并用塑料纸保护起来,内文中,父亲用红线、黑钱、绿线分类划出,并标注评语、解释和补充,他用了好几年才还给我。并告诉我说不要破坏,要好好保护,这是具有很大价值的一本读本。”常沙娜这样回忆。

  美术史论家薄松年先生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为王逊先生担任两年的助教工作,他回忆说最早接触王逊先生是1953年自己在绘画系读书时听王逊先生的公共课,对他印象深刻,“王逊先生讲中国美术史特别生动形象,从原始社会的美术产生讲到魏晋美术史,与以往的绘画史课程完全不同。”

  薄松年还谈到了王逊先生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这其中就包括王逊先生对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半个世纪之前,美术史学界对于这幅作品的学术并未定位,当时王逊先生就坚持认为这幅作品是中国传统宗教绘画与社会风俗绘画之间的里程碑,他认为从这件作品开始中国的绘画中开始注重社会,注重风俗细节,是美术史上的重要之作。但是薄松年也惋惜了王逊先生晚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带着右派的帽子工作了12年,他的工资从原来的300元降到170元,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之后,重新写了中国美术史的讲义,但是却不能参加讨论讲义的会议,在精神和生活上都承担着巨大压力。

  薛永年先生是王逊先生的学生,他在1960年至1965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就是王逊先生。薛永年回忆,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是一个特别年轻有活力的队伍,很多年轻人都直接到王逊先生的住处向先生请教学术,王逊先生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细致讲解,并在自己家里找到很多书给年轻人指导。薛永年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撰写了关于故宫流散文物的重要研究,也是早期受到王逊先生的知道。他说,王逊先生是他们这一代美术史学者的引路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汤池在座谈会上谈到了他对王逊先生参与的“雁北文物考察”项目中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雁北地区发现了古城池,上级组织了16个人的考察团进行了40多天的考察。回到北京之后,王逊写了一篇关于‘云冈’一带的考察报告,细致分析了云冈石窟美术遗迹以及云冈附近山上找到的北魏的城池。他在报告中详细叙述了云冈石窟在解放前所遭到的破坏是认为破坏,其中以盗走石窟造型最为严重;解放后,认为破坏石窟的现象被禁止,但是自然风化破坏严重。王逊先生在报告中提出了如何保护遗迹的建议,这些建议成为后来云冈石窟研究机构的指导性意见。”

  参加研讨会的嘉宾都回忆了王逊先生对于中国美术史的贡献,为了纪念王逊先生的学术成就,他的学生和晚辈先后整理出版了《中国美术史》(1985)、《王逊学术文集》(2006)、《王逊美术史论集》(2009)等论著。座谈会还发布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王逊学术文集和王逊年表。

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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