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昔日央视科教频道的王牌节目，《百家讲坛》在9、10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到了十名开外，最低之时为第18位，在科教频道现有的24档节目当中处于中下游。这不禁让人忧虑：《百家讲坛》正遭遇“七年之痒”，日薄西山，衰落与死亡是否将成为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尤其在著名主讲人阎崇年被打、于丹被威胁之后，《百家讲坛》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质疑。此前人们只是从知识层面批评《百家讲坛》主讲者的种种谬误，而阎崇年被悍然掌掴，则使人们意识到这背后还潜藏着严酷的话语权之争：在当下语境，掌掴者根本就抢不到与阎崇年平等对话的麦克风，为使意见表达更富影响力，掌掴成为最极端的方式。这里无疑包含了被迫的成分。而压迫力的来源，正是《百家讲坛》所象征的知识和话语霸权。借用文化形态学的分期说，当一种事物抵达生命巅峰之际，衰微的阴影便随期而至，《百家讲坛》亦然。2005、2006年，其霸业初成，傲视华夏，风靡一时，接下来必须迎接衰落的宿命。
对《百家讲坛》的盛衰变迁，我既无感伤，亦无快感，只想借此契机，来谈论一个与《百家讲坛》息息相关的话题：学术娱乐化。这个词组虽然不是由《百家讲坛》所直接衍生，但能升级为舆论争议的火热焦点，却离不开易中天和于丹们明星般的大红大紫。以至今日，该节目出现颓势，有人竟然视学术娱乐化为“罪魁祸首”。在我看来，这明显属于“欲加之罪”。学术娱乐化只是《百家讲坛》衰落之一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它承担不了决定一个节目之生死的重负。就其本身而言，很难说是个坏词儿。
有人曾区分“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认为前者是好的，值得发扬，后者是坏的，应该摈弃。我倒觉得，这种区分颇有些先入之见，事先预设了泾渭分明的道德鸿沟。你如何划分学术的通俗化与娱乐化的界限呢？学术本是极少数人的营生，当它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带点喜剧的气息，不能给人们的头脑以愉悦和滋养的快感，恐怕早就被拒之门外。特别在我们所生活的喜剧年代，“娱乐至死”乃是大众文化私奔的方向，通俗化与娱乐化之间基本上可以画等号，至少是近亲。若戴上上有色眼镜看问题，难免为其斑斓的外表所蒙蔽。
也许在这些人眼中，学术通俗化可取，娱乐化难行。他们谈娱乐，视之为洪水猛兽，谈虎色变。娱乐对于学术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会毁损学术的根基？这端看你怎样定位学术的价值、为什么而学术。如果认为学术是在寂寥的书斋里面皓首穷经，是用钉子穿透硬木板的格物致知，那么将其作为娱乐对象，则是两败俱伤：学术的高贵性被瓦解，被玷污，而娱乐者亦可能发觉，他们所寻的题材是如此枯槁艰涩，很难生产预期的娱乐效果。
所以说，学术与娱乐相结合，首先需要学术符合娱乐化的种种需求。你应该看见，如今被娱乐化的那些学术都是什么学术。康德、罗尔斯、在中国政治学界已成显学的“二施”（卡尔·施米特与列奥·施特劳斯）怎么不拿来娱乐化一下呢？《百家讲坛》为什么只请易中天和于丹，而不请刘小枫和张志扬，或者形象儒雅、口若悬河、有法学界第一名嘴之称的贺卫方呢？因为在这个世上，毕竟还是有一些学术无法有幸成为娱乐的对象。那些维护学术高贵性的人，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我们不能说，被娱乐化的学术，就不是学术。它们仍隶属学术的一亩三分地，可它们无疑更接近大众的审美口味，如《论语》、《三国》、国史。这种学术的价值是指向大多数人的，是力图通过普及性的观念宣讲来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如果它们不能像心灵鸡汤一样浇灌大众之心，那才是一种惨败。由此而论，我们则应该召唤一些学术思想娱乐化，如权利、法治与宪政意识、公民社会理论。只要能在公民心头播下正义的种子，以哪种方式并不重要，娱乐投射的面更广泛，那就娱乐一把好了。
当然，学术娱乐化仍有其限度：不能为娱乐而娱乐，更不能为了追求娱乐效果，而篡改历史，遮蔽真相，以至指鹿为马，满篇谬误。有人为讲《论语》的于丹挑刺，写了整整一本书；阎崇年对清朝执政者伟业的过度弘扬，更是激起公愤，终于遭到“武器的批判”。于丹和阎崇年作为失败的路标，正为学术娱乐化此后的出路指明了方向。（作者羽戈系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