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月开始，江苏高邮将开建高99米的尧帝青铜像，它将成为世界最高的青铜雕像，需耗费青铜2200吨。有关部门希望它2010年竣工后，能够成为吸引上海世博会海内外游客的文化地标。（9月20日《扬子晚报》）
“复古”之风在中国当代也算一道独特的风景。不是吗？这厢河南永城市耗资3000万元建刘邦塑像，那边郑州市就耗资1.8亿元建炎黄塑像。前些天的媒体刚刚报道说，西安临潼区将斥资10亿元开发建设占地20平方公里的唐文化旅游区以再造大唐华清宫，此前西安已在唐代芙蓉园遗址上建立了总投资13亿元的大唐芙蓉园。
中国的复古、仿造、借已逝名人之风盛行，并非始自今日，古代建筑以及世界各国的建筑在中国被大规模仿造甚至照搬的多如牛毛，花费巨资而不顶用的工程俯拾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股强烈的仿造风，但时至今日，那些“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假古董和假洋货，能够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大多已是苔痕遍地、芳草萋萋的荒芜景象，或者早已推倒，另起炉灶。
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后来者的前仆后继。进入21世纪，除了仿造之风依然盛行，各种崇古祭祖的祭祀活动特别是官办祭祀也越来越呈泛滥趋势，祭祀场面之浩大，参与者之众、参与官员的职位规格之高，花费公帑之巨，皆与日俱增。到处都在争抢名人故里、争造历史名人塑像，而且互相攀比，越造越大，否则便不足以吸引眼球，不足以成就“眼球经济”。反正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华夏复古仿造之风如此盛行？有人说是GDP崇拜，有人说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人说是国人的皇权情结在作怪，还有人则是“青史留名”的蠕虫在内心翻滚躁动，比如原来官声颇好的宿青平仿造“天安门”事件。
宿青平是山西临汾尧都区一把手，在自觉升官无望之后，他兴师动众修建“天安门”工程，既不是为了仕途加分，50元一张的门票也未必是为造福于民。其真正目的是“求名”，希望像修长城的秦始皇一样“名”垂千古。
在弥漫神州的复古、祭古、仿建之风里，宿青平只是一个个案，其动机不具备普遍性和典型性，但是其透露出的另一层思想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他说，“人民之所以需要政府，是需要政府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带领和帮助他们去做他们看不到、无法做的大事情”。他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理解，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而是以“父母官”自居的理解，这也许是层出不穷的地方官员热衷于复古、崇古、仿古之风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正是这种“官念”，加之现代民主代议机制不健全，导致很多地方政府不惜借贷和摊派，去经营自认为正确的项目。
复古、祭古、仿建之风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当是国人创造力缺乏。一个沉迷于昨日辉煌、一再试图从祖先的荣耀里“沾光”的民族，则既是创造力衰退的表征，也从行动上进一步扼杀国家的创造力。一些地方政府的角色越来越像个鼠目寸光的小公司，在微观经济活动上（哪怕它披着“文化”的外衣）亲历亲为，其必然挤占大量原本应该用于民生保障的公共资金，导致政府在教育和公民健康保障上的投入不足，反过来又进一步妨碍和钳制公民创造力的提升与发展。可谓本末倒置，劳民伤财。
一个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国家和民族，断不可能用有限的公共财政去服务于各种短期的微观经济目标，而是应该目光远大，投资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力资本和健康，让每一个个体去发挥无限的潜力，去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自由想象、创造并且收获。
人民为什么需要政府？不是因为人民缺乏智慧，而是因为国家和社会需要公平、自由与和平的秩序，所以才需要政府。每个人、每个团体的智慧都是全民族和整个国家智慧中的一滴水，各级政府的智慧亦然，也只是一滴水，而不是大海本身。承认智在民间，各级政府、官员们才会怀着平等、敬畏的谦卑之心，全心全意地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指挥百姓。（童大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