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有书写能力之人，勉强化身为自己的天使，提供“如果”二字所带来的慰藉，老实说，那不是寻常意义下的作品，只是我们难以另觅的人生。当我们认真追问：“今谁存者？”的时候，答案却是：算只长江。
我写小说始于高中时代。因缘约略分说有二：司马中原的《刀兵冢》和朱西宁的《蛇》。这两部书促使我从幼年时逐渐浸润的古典说部之中探出头来，四方张望，朦朦胧胧地发现了说故事以及不说故事的现代。《刀兵冢》不能算是一部名著，我是在衡阳路骑楼下的一个香烟摊上发现的。我问父亲：“可以买这一本吗？”父亲很爽俐地掏钱，付账走人，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尿急，无暇与我缠斗。而我却顺利地、意外地、极其偶然地打开了一扇通往复杂叙事的小门。
《刀兵冢》分为上下两部，前段说的是一群抵抗太平天国军队的武装乡民舍身取义的惨烈情节；后段说的是千里迢递、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代子孙如何为他们归葬不成的先祖筹造坟场的经过。它果真不是一部武侠小说，而令我大感意外的收获则是，此书夹述夹议、插说倒叙的丰富技巧，使我开了眼界：原来小说可以在杀人盈城、流血漂杵的动作高潮之后，还能够透过人情世故、琐屑纷云，悠然展开迷人的家常。
《蛇》更是一组“没事”的小说。两个上山采集植物的大学生投宿在一位慈祥的胖妇人所经营的民宿里。主人公基于对山村荒野的恐惧而误以为自己的睡裤里钻进了一条小蛇，他和同伴折腾了大半夜才发现：原来蛇不是蛇，只是半截裤带头儿。这一篇小说使我低回良久，反复咏叹，原来杀人盈城、流血漂杵也可以完全不必要。
在我开始以书写方式，试图惹人、诱人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伊始，似乎并无深刻的自觉：原来这是“现代小说”或者“具备现代性的小说”一个重大的关键。我不只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还是一个于无事处反省“说”这件事的人。
我十八岁，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琢磨了一部题曰《悬荡》的小说。此作全仿朱西宁，描述一个大学联考后放榜前出游散心的十八岁青年陷身于缆车事故，与十几个惊惶恐慌的旅客困处于两座峭壁间下临无地的半空之中我们的主人翁，并未解决任何生命中重大或微小的问题。他们只是共同遭遇、共同渡过，而后相忘于江湖。是的，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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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则人生的片段都可能大于人生的总体，“百年曾不能以一瞬”。人生是一连串的错过，而创作则是对于这错过的发现。
没事是很闷人的。那些曾经吸引我、召唤我、迷惑我的“现代性”应该容有的深层思考之于我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面错过。我徒然学会了抗拒热闹，却还来不及透悟真正的冷清。某些小说家提供了我遥不可及的典范，他们之中的一个是契诃夫，另一群则是像郑仲夔一样的笔记作家们，如果要举出一个现当代的名字，我愿意先提到汪曾祺。对于这些作家而言，每一则人生的片段都可能大于人生的总体，“百年曾不能以一瞬”。
质言之，个别人生片段的意义也不会因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现实生活而更为伟大。每一则简陋的、散碎的生之光景都在违反最明确的数学公式。1+1+1+1……小于1。那个个别的“1”从庸俗纷扰的众生相里峭然拔出，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断然抛却了诸般宗教性、伦理性、哲学性对生命的大论述，仅能测得沧海于一蠡，并且觉得完足。有些时候我会亳无根据地相信这一类的作家是“偶然性”的原教旨派，犹如临终交代遗言的曾国藩所昭示者：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俗见以为曾公此言若非迷信，即主宿命。然而我却相信，这位老人家所洞明练达者，是一份对世事偶然的推崇和敬畏。
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份争议一径是各方各面关于创作起源和目的关注焦点。唯有离开这个焦点，我才能辨识出创作也可能植基于偶然的发现。反过来看，意义重大的偶然发现，恰恰是某个出其不意的神悟：原来我们所曾坚信的、固守的、顺理成章而以为着的一切，可能通通是误会——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曾经在每一个人生的片段里都错过了我们的人生。讲得更浅显些，人生是一连串的错过，而创作则是对于这错过的发现。
契诃夫、郑仲夔、汪曾祺这样的名字与我写作小说的技术磨练看来毫无关涉，穿梭在他们之间的是朱西宁、黄春明、鲁迅、海明威、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艾科。我之所以列举这些名家，是因为总有个三到五年的时间，我会沉迷于这几个名字之下的某些作品。一旦入迷深刻，往往积重不返，浑以为小说之能事尽在于斯。
就在这一个阶段里，我认真思索过人生的本质问题吗？可能根本来不及。此时的我还来不及察觉“偶然”的野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