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的画价已经那么高了，你的老友会谈论你画他们的作品以后能卖高价吗？
刘小东：在我们的关系里不存在商业关系。通过画他们，我这种顾虑被打消了。他们有平常心，也不说画画干什么，也不讨论画的价格多少钱，不像城里人对这个那么感兴趣。他们喜欢和我在一起，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高兴，真的很难得几个月天天在一起。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平常心太重要了。
新京报：有观众更喜欢你《三峡大移民》《三峡新移民》这样表现社会问题的宏大叙事，觉得你这次再回到故乡，回归到日常生活里是你社会话题创作枯竭的一种表现。
刘小东：怎么说都行。但我的节奏很重要。我就喜欢我画画这，画画那。我不是社会问题专家，想到哪儿就画哪儿。请允许我的生命撒野；请允许我的个体微不足道的生命，想干点啥就干啥。可能并不能满足你们的期待，你们的期待是鼓舞我的力量，你们期待我这么做的时候可能我心理的本能正好要放弃它。
谈合作导演 侯孝贤不摆拍，贾樟柯摆拍
新京报：你提到与侯孝贤团队合作让你看到了他们与被拍摄对象的平等。
刘小东：谁都知道人生而不平等，但要有一颗平等的心，对待你接触的人和事。毕竟艺术是希望使社会变得更美好一点，应该有大善。从他们身上我看得非常明显，对生命的尊重。这种观念下会使得片子很有人性。当然台湾人不像我们大陆———大家都变得复杂了，他们比我们要单纯，而且更加善良、更加善意。整个片子拍了以后，金城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们太好了。我们可能从他们身上认识到老派中国人真的很优秀。
新京报：你也与国内导演王小帅、贾樟柯合作过，那这种平等在这两位导演的片子里有吗？他们会比侯导欠缺吗？
刘小东：不能这么做比较，都是身边的朋友。我只是强调平等很重要，希望从事艺术的人都有善心。看到有平等观念的人，我就格外尊敬他。如果没有平等观念，我也不与他打交道。
新京报：那这三位导演有区别吗？
刘小东：有一点区别。侯导拍我时我不知道，他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完成，就像不存在一样。他永远躲在人后拍，不影响被拍摄者的生活，也不像大导演。他可能随便到饭馆里买一瓶二锅头，就在饭馆和人喝上了，没有任何的隔阂。贾樟柯拍你时要让你摆拍，事先预想得多。王小帅以前我们拍过故事片，那必须要摆拍的。
新京报：这种不同的纪录方式是否会影响纪录片的好坏？
刘小东：好坏你们看。这也是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为我服务的，是独立的作品。只是在同一个题目下，各自完成各自的艺术作品。
新京报：这次新展包括绘画、日记和纪录片。开幕式那天你说，这些展陈形式对你来说都是平等的，没有想过侯孝贤的纪录片是否会抢了你绘画的风头，因为“我”已经不再重要。
刘小东：我也年岁大了，我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也是我通过和侯孝贤团队的合作，看他们片子体会到的。一件事下来之后，大家都从中感到光荣，这一点非常美好。
新京报：你现在成名了，“我”已经不再重要。那年轻时呢？
刘小东：年轻时“我”很重要，当然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过去想出名，我是第一重要的，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越来越可耻的词，共同光荣才是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