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代快报》1月11日报道，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但申报个人收入，还要申报官员及其直系亲属接受关系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有价证券、礼品等。
对于此，各界议论纷纷，褒之者赞誉为“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新”，质疑者则对这项申报的实施效果不表乐观，对于制度中的一些缺陷更不以为然。
笔者以为，和以往试行的官员收入申报制度相比，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不但覆盖官员的“白色收入”，也涉及其可能的“灰色收入”；不但覆盖官员本身，也涉及其妻儿、父母、其他直系亲属等，将之说成制度的创新，称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成果和重要步骤，是并不过分的。
但必须指出，单纯的申报制度，对于防范官员腐败远远不够。
不论是以往的收入申报制度，或阿勒泰新推出的财产申报制度，其出发点都是相信官员本身是自觉的、廉洁的，具有常人所应具有的道德观念和羞耻感，如果被要求申报的官员的确是这样的人，则不论何种形式的申报、甚至不论是否申报，都不影响其继续廉洁奉公；反之，如果此人道德沦丧、欲壑难填，则不论让他怎样申报，结果恐都是申报自申报，贪污自贪污，如此，这申报制度也就只能成为大门上挂的一把小铁锁——防君子不防小人。
申报固然重要，但仅靠申报是无法整肃吏治、遏制贪腐的，必须辅以完善的监察和惩戒机制，以确保申报的真实、准确，并对不实申报、隐瞒贪渎者予以依法惩戒。古今中外，类似的经验其实颇为不少。
在美、加等国家，税务部门的审计追踪、各级议会的监督、独立司法机构的调查，以及媒体的监督察举，都从制度上弥补了单纯申报制度的不足，使得对官员贪腐的监督制度化、多样化、立体化，不仅仅依靠官员本身的道德水准或守法自觉性，而更依靠制度的完善和监察审计的严密、严格，使得官员不敢谎报、瞒报，更不敢轻易贪渎腐化，以免被人查处，身败名裂。
中国古代也如此。始于战国、完善于汉代的“上计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御史大夫为主、中央的御史和地方的刺史相配合，覆盖全国的官员审计、监察机制，官员的收入情况、操守政绩，不仅个人须写“呈身”申报，也要定期由各级监察官员考绩评分，以定奖惩。历史证明，但凡监察机制完善、运转正常的时期，吏治就清明，贪腐就受到遏制，反之则必然上贪下渎，腐败横行。
从《现代快报》的报道中得知，在阿勒泰地区试行财产申报制度以来，55个副县级官员竟无一人申报有“礼金收入”，引起媒体和群众的普遍质疑。这些质疑究竟是否符合实际，姑且不论，但这一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仅仅依靠申报、依靠官员的自觉意识、道德约束，来防范腐败，是远远不够的，迅速建立起完善的监察、惩戒机制，既防范和惩处申报的弄虚作假，更防范和惩处某些贪腐官员的弄虚作假。
（作者陶短房系旅加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