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名为“实拍2009年1月10日9:03北京站37号售票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视频在各大网站流传，售票员不顾旅客抗议，在放票时间拉帘停售，同时大量出票存放。北京站回应称，此举是因为“分到站发售车票”需要售票员将客流密集方向临客车票打出一部分，然后交到专门的售票窗口集中发售（1月13日《京华时报》）。
对于北京站的回应，大部分人是不满意的。“你都不知道在临时窗口购票的人想去哪里，怎么可能会把票提前打出来呢？”其实，要验证车站回应是否属实并不困难，只需去临时售票窗口看是否配备电脑即可。如若一律配备电脑，那么从一个窗口给另一个窗口出票，则纯属画蛇添足无疑；只是，如果没有电脑也卖票，又怎么对得起排在窗口前的乘客呢？
无论是否春运，“一票难求”对某些人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作为稀缺资源的火车票，在分配上一直存在着严重不公。有人则托关系找人，没人则花钱买黄牛票，没人又没钱的才通宵排队。既然很大一部分的票都从非正规渠道流走，空口说没有铁路内部职工参与，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一线售票员“倒票”或者是“存票”能被乘客拍到，那么更隐蔽的“二线”、“三线”甚至是办公室倒票谁能拍得到？
每年春运，为了应对“一票难求”，铁道部都要出台类似“四不准”之类的政策来向公众表明自己的严厉态度。不过，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最终往往都需要下面来自我落实，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换句话说，监督政策的有效性，完全寄托于所有火车站全部刚正不阿金刚不坏的预设之上。假如站内人员热衷于大发倒票之财，那么所谓监督大概就只能剩下一条“打击黄牛”的红条幅了。
曾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的刘志祥，就有过一个暴利惊人的倒卖火车票腐败发家史。东窗事发之后，媒体称之为“控制了汉口火车站绝大部分卧铺车票和俏销的座位票，形成一个坚实的网络和繁杂的销售体系”。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最有“实力”的票贩子必在“内部”。唯有将打击票贩子建立在对此简单共识的确认和坚守之上，才有可能真正取得成效。
在“权力变现”频现的语境下，凡跟铁路沾点边的权力都可能会想乘机发笔财——春运不变现，更待何时？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敢于承认倒票腐败从来都只是一个多少问题，而不是一个有无问题。孟德斯鸠言:“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在这样的预设之下，从售票员的出票权直到站长的管理权，都应该是“天然不得信任”的，制度设计必须着力于约束这些权力，而不是把监管嫁接于对它们的信任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