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初期，卿、大夫的封邑，由于土地尚未充分开发，经济发展不快，加以各宗族的人口还未过多繁衍，因此没有形成独立的割据力量。到了春秋中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各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力量强大起来，他们所统治的封邑，在诸侯国内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割据独立的小国，并且也在互相兼并。有些势力较大的卿、大夫，甚至操纵了诸侯国的政治，国君反而成为傀儡。卿、大夫的专权和互相兼并，一般是以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会议为界。在此以前的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称霸和对小国的兼并；在此以后，主要是大夫专权和大夫之间的互相兼并。这个发展变化标志着旧制度的崩溃和新势力的崛起。卿、大夫专权和兼并，成为春秋后期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此时，周王朝的宗法实际上已没有多少约束力了。而原来牌贵族最低层士的崛起并对各国政治生活发生了重要作用。这也是西周宗法统治秩序崩溃的一个突出的标志为了适应兼并和争霸的需要，诸侯、卿大夫便在自己的宗族成员中，选拔一些人当武士。其中有些地位较高的上，充任了贵族的家臣，成为帮助贵族管理政事的官员。因此，士和上级贵族之间政治上的统属关系就比较密切，宗法上的血缘关系随之逐渐淡薄了。那些帮助卿、大夫治理国家的士，当上了卿、大夫的家宰、邑宰。他们在家臣中地位较高，实际上成为卿、大夫治理中央和地方事务的官僚，势力越来越大，经常利用自己所掌的权力，来与卿、大夫相对搞，甚至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例如鲁国季氏的邑宰南蒯，长期统治季氏的都吧费，后来当他以费邑为根据地起兵反叛李氏时，手下还有一批自称是他臣僚的下级官员可见南蒯取得了相当于大夫的身份在孔子的学生中，就有很多出身低贱的人当上了季氏的邑宰、家宰。掌握了季氏政权的就有子路、冉有、仲弓、子羔等人。春秋前期，诸侯、卿、大夫和士之间有着严密的宗法统治关系，上级贵州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守法上的大过。而在春秋末期就不同了，在季氏于下执政的子路等人，并不是鲁君或季氏的宗族成员，不存在宗法血缘关系。同时，他们领取奉禄的制度也已经不西周、春秋时期的世禄制，即不是食邑而是实物。例如原宪做季氏宰，季氏想给他粟900石。原宪谢绝了；子华出使齐国，冉有为他的母亲代领俸禄，结果冉有给了他家粟5秉；孔子去卫国，卫灵公问他在鲁国得到俸禄多少，孔子回答：得到粟6万石。卫国便同样给了孔子粟6万石的俸禄。可见，世禄制度已开始改变了。孔子和他的学生虽在鲁国当了官，但他们的官位也不再是世袭的了。例如孔子在鲁国当了官又丢了官；子路当了季氏的官后，又跑到卫国去当官，这时的世官制度也已受到了破坏。从上述的情况看，由于旧的宗法秩序的动摇，出身低贱的新兴的士阶层参与了政治并执掌了政权，出现了一批非法性的、无封邑的、不是世官世禄的、没有独立割据和武装力量而直接受卿或大夫指挥和调动的官僚群，开始了从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过渡。士的兴起，成为春秋晚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士阶层的崛起，使奴隶社会发生了一次大变革，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西方的秦国，是在周平王东迁以后才受封为诸侯的。它长期与戎、狄混杂居处，文化比较落后，这使秦国有一些与东方诸侯国不同的特点：它在协内没有建立分封卿大夫的制度，所以西周那一套贵族内部的宗法等级秩序，没有那么明确地表现出来；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制度也不巩固，因此，在贵族内部经常发生王位之争。由于秦国较少受到西周奴隶社会宗法统治的约束和影响，它可以更快地吸收东方的先进文化，并迅速地赶上和超过东方务国。到秦穆公时，秦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秦国强盛局面的取得，是由于秦穆公在创建霸业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选用贤能官吏的结果。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到了战国时期就形成了齐、楚、魏、赵、韩、秦、燕七个大国的争雄局面。七国之中，齐、魏、赵、韩的地主阶级，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秦、燕、楚三国的地主阶级，在战国前期也通过不同形式，逐步取得了政权。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们要推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在选官制度上彻底冲破了奴隶社会宗法制的世官世禄的传统，衽一套适应地主阶级政权需要的选官制度。当时各国普遍推行的有军功、养士和客卿三种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