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学校关于晋升有不同的细节标准，但极少有学校涉及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方面。所以，教师承担这类课程只是增加了一点儿‘教学工作量’，对提级晋升帮助不大。”在教师职称晋升时，除了考察教学的课时数和指导研究生的人数外，主要考察发表的论文篇数及杂志的等级，承担科研项目的多少及项目的等级，编写教材及出版专著的情况，获得奖励的数量及获奖的等级等。
顾沛说，与上述难处相比，更加值得注意的深层困难出在理念上。诸如“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工厂”、“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文化素质教育就是人文知识的教育”等看法，导致素质教育不受重视，而其中的科学素质教育更是被许多人无视。
此外，一些人将理工类型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视为“压缩”、“浅说”型的专业课程，“他们不了解文化素质教育实质上是‘精神’和‘素养’的教育”。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是中国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长期推动者。
他甚至说，1952年按照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造成了许多单科性大学。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高校合并，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相融合。
“我曾经跟清华大学校长说，‘工科的脑袋是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周远清在南开大学的研修班上说。
他指出，文化素质教育起初颇有争议，逐渐成为共识。“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文化素质教育进行了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有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一开始大量进行了传统文化的讲座，学校开了很多文化素质课程，但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深入，还有很多学校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文化素质教育面临一个不断深化的问题。”他认为，南开大学科学素质教育的探索，就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
“中国的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相脱离，是个顽症。”周远清说。
他特别指出:“中国可能到了要好好解决中学分科的问题了。”
“我们当年搞高考改革，‘三加综合’，就是为了打破文理分科。但有的省市为了抵制或者因为想不清楚，搞了一个文综、理综，不愿意解决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
“文理分科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么做。大学的校长、专家们几乎没有几个人赞成，但是它就这么长期下来了。由于文理分科，我们的文科学生上大学，要上点理工科的课程很难。”
周远清打比方说，在狭窄的单科大学中，“学机械的学生，在那种长期单科氛围的学校，就比学电子的学生脑袋要机械一些”。而社会上长期重理轻文，都愿意考理工科专业。这些顽症，造成国家很难产出高水平的人才。“学校缺乏综合氛围，不可能文理交叉，钱学森老批评我们，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我们多年来拿不到诺贝尔奖，如果就教育来说，这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对历史、对音乐、对画画、对诗词都很有兴趣。”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这种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功利色彩非常浓。“校长们说，我们到底培养人还是志气？人就变成螺丝钉，成了工具。”
至于其后果，王义遒举例说:“很多人不知道《水浒》、《西游记》是谁写的，因为是名著，就以为是鲁迅写的。”
周远清指出:“生活水平提高了，科学技术发展了，道德在下降，特别是我们学术道德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很多学科是人文跟科学相结合的领域，不能很好处理人文跟科学教育的融合，就很难处理好这些领域的发展。”
他强调:“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的融合，涉及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让我们的教育回归到人文跟科学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多年以来，南开大学教授李建珊以“世界科技文化史”课程在各专业学生中广受欢迎，这门课已被列为该校文科生的必修课，这是全国的一个特例。这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课呢？我们的口号、目标叫做‘继承传统，瞄准哈佛’，南开大学从1925年就有科学史课，开课的老师是钱宝琮先生。”
钱宝琮是谁？——“陈省身先生的科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