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是否合理成焦点 发出的律师函到目前为止，没有法国方面的任何回应。对此，刘洋表示有行动比没有强，“走一步都算是个进步。” 刘洋称此次追讨，他们的时间表排得比较紧张，但这并不影响法院受理，“我们现在提交的律师函是最后通牒，如果法院没有明确态度，就会提交诉状，”刘洋表示赶在拍卖前，他们还会提交扣押拍品的申请书，这就相当于诉讼前的保全。 尽管他们对于打赢这场官司，有一定的信心。但是起诉最关键的原告问题却好长时间才解决。开始他们希望国家文物局、圆明园管理处等能成为原告，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后来在香港注册的一个社团法人、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的会长爱新觉罗·朱迪先生和律师团沟通，表示愿意做原告。爱新觉罗家族是满清皇帝的后裔，圆明园兽首当时应该算是他们的家族财产。刘洋说，我首先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认为这个财产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他说他认为是公有财产。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作为原告来诉讼。他说我是中国人。如果拿回来，我要把它献给国家。 至于他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诉讼主体，刘洋他们也在反复思考，因为他是经过香港政府注册的合法的社团，就是法国诉讼法所承认的一个团体。因为他毕竟和本案具有直接的牵连关系，在那个阶段，被拿走的，至少还是皇家的东西。 虽然律师团最后确定了由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作为原告，但高额诉讼费以及法院审判需要支付的相关费用又成了难题。后来，一家房地产公司表示愿意出资40万元支持追索行动，律师团的工作才得以继续。 “虽然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作为原告身份有点牵强，在陈述的时候可能要很费周折才能使法官明白，但有原告总比没有好。”刘洋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云霞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诉讼首先需要有法律依据。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法律依据，应该是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角度来看。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尽管我们中国和法国都共同参加了一些追索，比如说战争的掠夺文物的国际公约，以及比如说关于禁止和防止被盗文物的这样一些国际公约，但是这些公约都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签署的，这些公约本身并没有追诉力，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发生在一百多年前，要用今天的公约去追索一百多年前的行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并不是特别赞成诉讼，如果说一定要诉讼的话，被告的选择很重要。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真的成了一个案件的话，因为不可能找到当年的掠夺者，也很难找到他们的后裔，以现持有人为被告，也是可行的。 至于国家文物局等不想作为原告，王云霞说，如果国家文物局真的有这种表态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一个国家机关的角度，它要做这些事情，它会代表国家的。那么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很多的后果，比如外交上的，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影响。如果说他做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太多的法律依据的话，他为什么要做呢？现在的做法是最好的，就是通过外交发言人来直接表明政府的态度，保留对这种被掠夺财产的一种追索权利，但是这些权利通过什么方法来行使，这是可以考虑的。 关键的问题是，现在这个原告是有问题的。原告选择爱新觉罗宗亲会，也就是说，认为这个财产是属于当年的清王朝的后裔的。我觉得本身封建王朝已经被推翻了，它的财产完全应该是由国家来继承。如果说我们赞同它让爱新觉罗的后人追讨这个文物，等于承认爱新觉罗的后人对清代的皇家财产有继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