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某市机关创建学习型机关评价指标体系，有关部门将为公务员提供一批学习 “菜单”，机关公务员将完成每年6－12本书的阅读。
对于读书这种修身养性的精神活动，单纯动用行政力量进行约束，虽然会有行政效果，如果读书主体内心懒惰，迫于应付，社会性读书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强迫读书不如培养学习性格，多营造社会性读书氛围。
这让笔者想到了香港的公共读书制度，很注重兴趣培养。比如香港公共图书馆举办的 “儿童及青少年阅读计划”自1984年已开始推行，以4至19岁人士为对象，鼓励小朋友和青少年善用图书馆馆藏。近日举办的颁奖典礼中便有50位阅读书籍最多的会员获奖，其中在过去一年看了3000本儿童书籍的刘嘉怡今年只有6岁，有位中学生一年共看了1200本图书。
阅读量如此博大，阅读受人欢迎，足以说明，读书这种修身醒智、醍醐灌顶的功效，已经和这些孩子完成了精神对话、对接。就算这1200本书未必都能读得懂，但就熏陶而言，就是一种极大的精神震撼。在繁杂渊博的字里行间曾经穿梭过，就能带来丰厚的精神开阔和收获。香港的学生更有理由接近灯红酒绿，可为什么这些孩子的读书兴趣能如此浓厚呢？这就是熏陶、引导、奖励的结果。是政府的阅读计划，点燃了孩子的阅读欲。
与其政府推行强制性读书，不如多进行读书氛围的营造，比如公共资源图书馆，应将社会读书观的培养作为份内事，将培养未来城市公民的读书情趣作为职业责任，想方设法为群众提供优良的读书环境，创造便捷、温馨的读书通道。各级政府应具有充分的文化保障力度，保证图书馆有较强的图书更新和吐故纳新能力，甚至就像香港一样出台阅读奖励制度，激活、培养群众的读书情趣。
群众也应该摆正阅读和挣钱的关系，尽可能将读书情趣的培养当作人格重要构成。
当全社会形成了宽频度、多角度的读书激发意识，具有了稳定的制度化读书熏陶，人们的阅读情趣就能得到激活，而不像现在一样， “视野有限，眼界狭窄，语言干瘪”。借鉴香港的公共读书制度，应该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