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有怀疑才能得到真理。当然怀疑不是胡乱怀疑，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独立思考
再次敲开周有光老先生的家门，他仍然坐在那张掉了漆的小书桌前，与寒冬季节的那次拜访一样，笑眯眯等着来客发问。
他大概并没弄清楚来人是谁，也不多问，但显得很欢迎，已脱落眉毛的眉骨在眼睛上方明显弯起来。仿佛他已习惯了这样的模式，接受各个领域的问题，尽力给出自己一百多岁的生命里思索出的答案。
早年他曾参与《大英百科全书》的编纂译介，晚年倒果真成了“周百科”。来来往往的困惑者在这九平米的小书房里一再驻足，期求寻得焦灼生命中的一片清凉。
所有国家在发展当中都会产生问题
周有光：我们曾经搞得很乱，后来改革开放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社会要搞坏容易，搞好不容易。根据我的体验，许多不合理的荒唐的事情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慢慢地改，一直改到90年代才差不多了。90年代以来这十年我们发展也快得不得了，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有好的政策，就可以发展得很好。中国人素质还是好的，文明古国嘛。
新中国60年里前30年破坏得太厉害，带来许多问题。这是难怪的，所有国家在发展当中都会产生问题，发展越快问题越多，好多东西都是利弊共生，这是社会发展当中的一种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对现在媒体经常报道“假博士”的问题您是什么看法？
周有光：这是一种道德水平的下降。中国人的传统是诚信，孔夫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很重要的。现在到处是假的东西，甚至许多有名的人物都是抄人家的文章，这种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这个事情应当说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发达了，但媒体还没有充分的自由，报道还有顾虑。一有顾虑，就会造成一种起哄的风气，就不是思考了。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坏事情都会慢慢变好，但是乐观不等于喜欢坏事情。我认为坏事情应该很严重地批判。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人住在韩国几十年，年老回国之前写了一本书，把韩国一棒子打死，把坏事情讲出来。想不到这本书出来之后一下子卖了几十万部，起哄得不得了。韩国人自己跟着他揭露坏的事情。
这个新闻上海《解放日报》报道得最多，总题目是“韩国不怕骂”，国际上都评论，一个国家不怕骂才有希望。不许讲缺点是缺点当中的缺点。
《瞭望东方周刊》：在您看来，一个国家怎么样才更容易取得进步？
周有光：这有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要有开明水平，二是群众对于民主的认识和要求。
民主是要学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制定许多法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定了一些比较好的法律，比如《物权法》。从历史来看，不是私有制落后于公有制。不丹这样的小国家走民主道路，不是群众要求，而是头头们到外国留学去了，有了新的思想。很多小国家都是这样实现民主的。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以前一个中东国家非常保守，它的王子王孙都到英国留学，回来之后看不惯本国的状况。老国王去世了，新王子接班，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电视，新国王要求发展电视事业，大臣们都反对，说这是魔鬼的诱惑。王子说好吧，你们都回去吧，下次再谈。大臣们走出王宫，发现汽车没有了，回去问王子。小王子说，汽车也是魔鬼的东西，你们要它干吗？哈哈。后来电视就办成功了。
所以要想进步，认识是很重要的，能认识到它是对的，就很容易取得进步。另外一方面，不能单靠群众自我提高，要靠有水平的人出来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