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个性化·责任感——吴福辉访谈录（2）

 

独立：个性化的文学史不是“百衲衣”

问：您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研究，是由“左翼”、“京派”、“海派”三种文学形态构成的，并形成了个人的学术个性。现在这本《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从不同的地域流派到一部多元空间的文学史。您专门从事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现在回顾“个人文学研究史”时，有什么感触？

吴福辉：文学史的写作需要广阔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部个性化的文学史，还要立足于自己以前最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并不妨碍你吸收学术界整体或个别的成绩）。特别是核心部位，写作者必须独立地掌握一些材料，独立地研究过一些问题。所以，有人在分析《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时候，就说这本书写得有些特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于我的个别的独立性研究，比如地域文学研究、都市文学研究、城乡文学研究等。过去的这些研究构成了我这本文学史的空间叙述特色。这里面既有我原来掌握的资料，又有我新的思考和观念。有了对“左翼”、“京派”、“海派”的研究基础，有了我对上海、北平两大市民社会及其文化的认识，才使得这本文学史在广泛吸收别人研究成果之外，突出了自己独有的东西。文学史不能最后变成和尚的“百衲衣”，东拼西凑，却没有一块是自己的“布”。所以，钱理群对我这本书的评价是，“既是一个集大成者，又是一个新的开拓者”。

 这里就京、海派多说几句。我的“个人研究史”，从研究左翼文学开始，然后是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对京、海派文学的研究，又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比如，我在12岁之前是在上海生活的，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既有上海繁华现代的一面，也有对下层市民生活的一些认识。记得那时上海的街头有很多书摊，白天摆开来，晚上一合起来就走了。书摊上层架子上一般摆的是连环画，下面摆的是有字的书，如侦探小说、历史小说，全是通俗文学。我童年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所以说，我很容易理解30年代“海派”的产生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我也很明白夏衍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何在军管上海的日子里会关心市民有没有小报看的问题，会再去组织人办小报。现代性商业的发达，催生了专供知识市民阅读的先锋文学和一般市民消费的通俗文学。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生活被丰富多彩地呈现，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海是一个现代文体的试验场，大量的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借鉴的新潮同时在上海涌现。我对上海的理解、对“海派”的关注，与我童年时期在上海的见闻自然密不可分。我的历史研究就有了自身的感性经验打“底”。

我曾经说过，童年记忆是扎了根的文学记忆，以后的文学研究就有了一种“回乡”的感觉。就是这样，我的文学研究和我的生命结合了起来。

历练：在时代的风雨中自习

问：您高中毕业后去了中学教书，又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您能具体说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读书治学的经历吗？

吴福辉：时代对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中专毕业时学习很好，原本是可以保送上大学的（有的老师也替我争取过），但是由于家庭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关系复杂”，没获批准。这样就参加工作了。我的文学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主要是靠自学的。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我的课外阅读比较早，不是我的家里有闲书供我自由阅读，而是我身处市民文化的大环境之中有些便利条件。当时我家在上海东余杭路一家大南货店的楼上，窗下就有书摊，我可以像张爱玲说的挂下篮子去租书读（她是买吃食）。在东北，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全集》。我喜欢写作，记得读中学那会儿，语文老师特许我可以写长文，一篇作文写满一本作文簿也无碍。我曾把一首唐人绝句改编成一部短剧，是那种标明“化入”、“淡出”、“摇镜头”等提示语的电影文学剧本写法。这也得益于当时刚刚创刊的《中国电影》杂志。那会儿一个学生订不起一本杂志，我是向语文老师借来看的。杂志上刊有剧本，我也学着改编剧本。

在东北教书时，就结合教书进行自学。那会儿周六放假我经常不回家，就留在学校里，自己准备点干粮，中午就不出去吃饭了，一个人在教研室看一天的书。我读了大量苏俄、法国、中国作品，也读了一些文学史、文学理论著作。教书还锻炼了我独立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锤炼了我的艺术感受力。这对之后我考取北大研究生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段经历特别有意思，那时一个被打成“右派”的音乐老师做图书管理员，学校不放心他，有一段时间就分配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们俩在图书库夹缝里放床，书架就在我的床边。我就有了随便从书架上取书的便利。

 除了在图书馆看书，我还尽力买书。因为我觉得书还是自己拥有的好，用着方便。教书之初，我每月挣四十二块五毛钱，有时从中拿出五块八块来买书，剩下的合起来要养活四口之家。当时住的地方不到十平米，屋里除了炕以外全是书。有两书架的书，还有一些书占了本应放衣服、杂物的地方，用六七个木头箱子高高叠起来。因为附近是铁矿山，这些木头箱子是用来装爆破用的火药的，所以可以很廉价地买来装书。

 当时买的书比现在还杂。除了文学方面的书，我还买了不少教育方面的书，比如列宁夫人文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他的教育理论。1963年前后，我在教书之余开始给辽宁的地方报刊写稿，写的都是教育随笔。我在自己的语文教学经验中寻找题目，写成短文投出去。起初退稿不断，多半是文不对那报纸的题。大约一年后终于成功了。得到第一笔5元的稿费我舍不得到邮局去兑现，将汇单放在手里好多天。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教书与自学。过去我还买了不少线装书，我还买了不少与中学语文课本对应的参考书，比如《论语》、《左传》、《战国策》等，都是从上海旧书店搜罗来的石印线装书，可惜“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烧了。

问：您怎么看时代对您这一代学人的影响？

吴福辉：可以说，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代学者。这一代特殊群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大学生。1966年“文革”开始，当时在高中、初中读书的六个年级的学生，后来下乡当了“知青”被称做“老三届”。其实还有他们的老大哥即“文革”中的在校大学生。前者学习好的考了77届78届的大学本科，后者考了78届的研究生。当时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录取的六个研究生中，就有四个同学是有过“下乡”经历的，他们很容易被归到“知青”一代去。

另一部分是“知青”前的一代，就像我和老钱（钱理群）。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已经读完高中二年级了。“文革”开始时，我们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已经教了7年中学语文，老钱在贵州教中专语文）。这一代人不大好概括，我一般称作是“红领巾”的一代。像我是1950年带上红领巾的，是新中国后最早带上红领巾的。或者叫作“青春万岁”的一代，因为王蒙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的就是当时在中学读书的我们。

“文革”后的第一代学者的特点，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最多是小学时期横跨了解放前后。我们接受的就是马列主义，后来又加上了毛泽东思想。受的教育就是要有理想、顾大局、服从集体，要从骨子里克服个人主义，实现百年来振兴中华、建成最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崇高目标。所以我们都很“听话”，很有激情，并在火热理想的指引下把专业上的努力全部献给既定的政治宏图。我们当时都很深入地参与到政治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参与进去之后，就会有不同的经历，有思想的困窘、波折，起伏动荡的反思。特别是在“文革”的痛苦经历之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宝贵财富。

然而，正是这种深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过来激发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的强劲的责任感。比如钱理群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判，就是站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思考来尽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这种时代人格自然因人而异，有隐有显，但大都存在。比如我虽然没有老钱那样鲜明，但我也不会去做书虫，搞纯书斋研究。我所信奉的学术准则曾经借一句外国学者的话在文章中清楚表达过，就是：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却重新安排过了。

 问：“文革”结束后，您考入北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北大的求学生活，对您个人在思想和学术上产生了哪些影响？

吴福辉：我在北大读研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懂得了坚持独立的、自由的学术品格是第一位重要的，学会了一切要经过自己思考得出结论，绝不盲从，再不能做让自己的头脑叫别人马队去随意践踏的这种蠢事。可以说，即使我这研究生的三年什么都没学到，我也算挺起了思想的脊梁。

北大品格对我自身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这里的前辈学人。大学是大师之谓也。我觉得系里的一大批老先生、我们的教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就是具体的北大品格所在。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以严格著称，批评起学生来字字声声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里谈起感兴趣的话题，却十分生动活泼。比如先生谈到专业的“敏感性”，说像打毛衣，不会织的着眼于好看不好看，会织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先生还常常鼓励我们，劝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先生的话，让我身上陡然升起一股学术之气和做人之气。一个人，大学时期真正学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建立起学习的自信心却终身受用。

 在北大读研主要也是靠自学，跑图书馆抢椅子自习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也买了一些书。1970年代末期一个月拿出20元钱、30元钱来重购“文革”损失的书籍是要有点决心的。这时期我买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买现代文学的基本作品（有的人不买基本作品，只买理论著作）。但我也不是所有的基本作品都买，比如《郭沫若全集》，我只买了前面五卷，因为这五卷已经包含了郭沫若最重要的诗歌作品，这是我所看重的。他的历史剧我就去买单行本。海派京派的作品我就不放过任何一本了。古代当代的文学书自然也买。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作了很多注释，我们就根据那些注释去补书。但我已经没有可能做现代文学的藏书家了（后来我就依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这些旧版本的收藏是我在馆里的重要业务工作，我是尽了力的），我的书没有什么版本价值。所以，我现在的藏书只是基本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和理论著作，自己适用而已。

关于北大的学风，我曾多次举吴组缃先生讲课的例子来说明。那时吴先生讲小说史，阶梯教室里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系里资深职员深恐校内学生抢不着座位，要求限制旁听。吴先生毫不客气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这个故事我多次讲过，因为我自认是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北大校风教育。对于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来讲，王瑶、吴组缃、林庚等先生，就是“活”的“现代精神”的教育和北大教育。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北大独立自由、相互平等的学术风气。这些先生学贯古今、视野开阔，从知识教育、思想承传的角度来看，高山仰止，是我们很难企及，又是需终身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