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山东省滕州市人。毕业于山东大学，获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现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目录版本学及四库学。承担了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四库存目标注》，已完成，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近300万字。目前主持国家清史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参与主持山东省政府重大项目《山东文献集成》。
此外他还有专著《文献学概要》，以及集体著作《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副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常务编委兼总编室主任）、《渔洋读书记》（合辑）、《韩诗外传选译》（合作）、《近世学人日记丛书》（主编）、《史记校勘记》（合作整理）、《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合作）等1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由他任常务编委、总编室主任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8年获第一届霍英东贡献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2002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
记者： 杜老师，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古典文献之丰富用 “ 入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 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古典文献学正是以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但是，包括人文科学方向的研究生在内的很多研究生对古典文献学都比较陌生。您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对于古典文献学的理解吗？
杜泽逊教授（以下简称杜教授）：我曾经写过一本《文献学概要》，但是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给 “ 文献学 ” 下一个定义。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实际上我是在回避问题。文献学博大精深，大是肯定的，是不是精深呢，在此我不敢断言。文献学包含的范围很宽，文献也不光是纸面的，还包括口耳相传的，以及一些民俗资料。纸面文献也不光是书，也包括契约、书信和字画等。从学科上看，范围就更宽了，有文学、历史、哲学、医学、术数、宗教等。这些内容，即使是研究文献学的人也不可能都能看懂，都能看到。我们只能就自己熟悉的某一范围来学习。
文献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单从研究内容来看，那就是研究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和古代史，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人一般不会考察原书的由来以及流传情况。譬如，《论语》、《史记》、《文心雕龙》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书籍产生的时间很早，但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版本不过是宋、元、明版。有的还有出土的残本、敦煌残卷。从那些书产生以后漫长的时间里，它们是怎么流传下来的？中间有没有什么变化？多了么？少了么？被人篡改了么？是不是伪书？这些是不太容易说清的。所以，我们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去研究，关于真伪问题，关于流传问题，关于产生问题，关于作者问题，这些虽不能说和书的内容无关，但却不在那个范围之内，而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以这本《开元释教录》为例吧，这是我刚从金陵刻经处买来的。这是什么时候刻的，书上面并没有说。那我们能不能判断它刻版的年代呢？办法肯定是有的。既然这是金陵刻经处刻的，那首先金陵刻经处是清代同治年间创立的，它不可能早于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民国时期刻版。这样的行为就是版本鉴定，版本鉴定和内容研究虽不是毫无关联的，但也不是一回事。这也属于文献学。进一步来说，对内容进行揭示，比如碰到了唐朝的法律问题，我推荐你去查《唐律疏议》；碰到教育史和考试制度史问题，我会推荐你去查《十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里面关于科举这方面的资料。为什么能够提出这些建议呢？并不是对这些书有什么深刻的研究，而是有一个基本了解，知道哪些书有些什么用处。这些东西也属于文献学的范畴，大概属于目录学。
文献学的研究范围是很宽的，对古书进行标点、校勘等整理工作也属于文献学。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 “ 学问如何观点书 ” ，学问大小看你对古书进行标点就可以看出来。可见文献学跟内容也不是无关，不看内容，光看表面，恐怕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即使看出来也只是一小部分内容。所以文献学更多的是研究文献的形式，至少是侧重于这方面。有些人不敢承认这一点，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承认的。史树青先生曾在接受《大家》访谈时说： “ 背目录，可以说是一门书皮的学问。 ” 很多人把这个 “ 书皮的学问 ” 看作是对文献学特别是目录学的一种不好的称呼，光看书皮，不看内容。这里有没有学问呢？肯定是有学问的。只要是学问就可以搞嘛！况且这也是史先生谦虚的话，不看内容怎么可以标点。所以，文献学范围很宽，基本的精神和要求是研究古书的产生、流传、真伪、版本鉴定、内容特点以及对它进行标点、校勘这些基本的整理和分类工作。它是深入研究古书内容的第一期工作，跟研究内容的工作是有衔接关系的。这些前期工作没有做好的话，以后研究内容的工作可能就会有挫折，比方说书是伪书；比方说这个本子不好，错误很多，或者有删节。这样的书都不能叫善本。善本书首先就是要内容全、错误少。当然，目前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所说的善本是从文物性来说的，我刚才是从学术性来说的。文物性的善本就是年代问题了，就刻版书来说，宋、元、明及清代乾隆以前的部分，这一时代的版本基本都是善本书。清代乾隆后的一些稿本、抄本、稀见的刻本和重要的批校本也算善本。如果对这些缺乏基本的知识，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就会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出现错误。搞学问由于精力有限，不可能不分工，术业有专攻嘛。文献学从古典学问的链条上截下来，也是基于这种分工。就像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如果你冷不丁地问他，杜甫诗集的版本有多少种，哪些比较重要，他们可能说不上来，因为不注意这些现象。所以，文献学是研究传统学问的一个基础学科、一个分支。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古典文献学这条学术道路的？
杜教授：走上这条路带有偶然性。受家庭的熏陶，我从小喜欢古典文学。1981年考到山大中文系，平时对这一块下的功夫比较多。后来，我发现要学好古典文学，必须学好古代汉语，尤其是音韵学。因为中国古代的韵文，诸如词、曲占了很大的比例，即便是属于散文的赋也有韵；属于散文的骈体文虽然不押韵，也有平仄问题和音节问题。所以音韵学很重要。我从大学四年级开始自学音韵学，下了很大的功夫，现在看来功夫是没有白下。
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刚开始实行推荐制，一百个同学推荐了四个，我是第五名。后来我考上了古籍所的研究生班，学习古籍整理。这跟我原来学习古汉语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综合应用。学了两年就毕业留校了，因为当时古籍所根据国务院、教育部的精神招这个研究生班的目的就是赶紧为这个学科留人，所以留校也比较容易。留校之后，在写论文的同时，古籍所的领导就把我们留校的几个人分配给老先生当助手，我就被指定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手，这也具有偶然性。上研究生时， 王 先生给我们上过两门课，一门是《目录学》，一门是《校勘学》。我记得上《目录学》时，王先生提问题，我连话都听不懂。 王 先生是江苏省江阴县人，口音较重。后来，上《校勘学》时，就好多了。有一次，王先生收我们的笔记，过了几天发下来，他在外封皮上，从上到下打圈，给我打了四个圈，是优秀。就是因为我的笔记记得比较全。其实有的同学不是水平不行，而是口音问题。因为我读的清朝的东西比较多，知道有这么些人。所以即使听不清楚，我也知道是谁。况且王先生经常说字号，就更不容易懂了。后来想想，可能因为这样，才得以留校，并分给 王 先生当助手。后来经常到先生家里去请教，慢慢的听力就没问题了。这些年有外地的人去拜访他，一般还是由我来当翻译。从研究生期间听先生讲课到1987年研究生班毕业，再到现在，王先生今年96岁，我跟了王先生二十余年了。
给王先生作助手时，他正在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刚开始，我懂得的东西也很少，他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一干就干了七八年，暑假、寒假都不休息。那七、八年都是坐班，跟办公人员上下班是一样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使用的书估计也有几百种。使用书和平常翻书不一样，它有很强的目的性，所以对书的特点的了解也就更为透彻。我们使用的书基本是两大类：一类是目录学，海内外都有；一类是史料，尤其是人物传记的史料。这些东西对考证都是必须的。我觉得人干什么，的的确确有偶然性。参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就带有偶然性，并不是我的意愿，研究所里这样安排的，也不是必然要走上这条道路。但是爱好旧学问，却是有渊源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将要完成的时候，我曾频繁地到中华书局去一批批地交书稿。故宫、长城等景点一个都没有去，抽出有限的时间来，去琉璃厂逛书店。我们那时一个月只有七十来块钱，每次只能买少量的书。可是钱少买书是最长学问的，因为你要精之又精啊，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花钱少，买书好。手头又没有工具书可查，这就逼着你当场就得做出判断，包括对书的形式和内容的价值的判断。这也有冒险的成分，如果看错了，那就吃哑巴亏了；看对了，人家定价定得便宜，你就觉得很高兴。可是呢，如果你掂量来掂量去，店主可能会怀疑这本书价值很大，可能会想办法来让你买不成。所以，你还不能在那里反反复复地考虑，只能做个大体的判断。买来之后，再继续研究确认。
有一次，我买来一部《四库存目》，四册，上面有红色和黑色的批。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的《四库全书总目》，可我却不知道有这个《四库存目》。 “ 四库存目书 ” 就是《四库全书》没有收，但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有提要的那部分书。《四库全书总目》里有一万多种书的提要，不过《四库全书》只收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我一买来这本《四库存目》，看了作者批的版本，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但是可能他条件有限，做的很简陋，只是刚起头。我想买了之后可以接着作。可当时标价八十多元，那还不顶现在三五千啊。但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买这部书，任何书不买我都要买下这部书。从那时候，我就开始作《四库存目标注》。你说是偶然还是必然呢？有必然性，因为有这个知识背景。但是偶然性也是不可否认的。我觉得，任何东西，兴趣可以培养，深入下去以后，一般的都会产生兴趣，所以并不感觉这个学科枯燥。探索未知的事物，是人类的天性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