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这几年的作品有两个大的系列：一是战争系列，包括《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二是中国近代史系列，除了这本《1901》之外，还包括尚未面世的《1911》和《1921》，都关注的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宏大题材和特殊阶段。您的这类创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树增：我原来也主要写小说这样的虚构作品。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我的同班同学包括莫言、刘震云、余华等，现在都已在文坛声名显赫。我后来放弃虚构作品，改写这类非虚构作品，主要有两个原因：
中国的作家，有“文以载道”这个传统，有一种想“担道义”的愿望。担什么道义？应该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上应该倚靠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我曾在广州工作。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又是改革开放前沿，几乎人人都在倒腾电视、手表这样的东西。我当时的住所在广州的繁华地段，很嘈杂，白天晚上都要拉窗帘。那时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
社会的发展要靠两个轮子，物质和精神同样重要。至少在改革开放前期，很多人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物质的丰富。这无可厚非，但不足以使我们这个民族强大起来。
同时，我的职业是军人，这给了我两方面的锻造：一是不推卸责任，二是有使命感。
作家和军人这两者一结合起来，就把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放大加倍了。因此，我希望做点什么，来承接民族的精神传统，承接我们这个国家近代和当代以来的精神财富。
现在的很多人对这一点是不以为然的。其实不要说大道理，一个人总得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去，要知道自己的祖先经历过什么，尤其是他们的心里经历过什么。过去，连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都知道修个家谱，作为当代中国人，更是必须有心灵图谱，不能抛弃我们的基因和血统，否则会带来精神上的迷茫。
因此，在那个时候，我拿起笔写作，已经没有了虚构的心境。我的最后一部小说叫《禁止忧郁》，在《花城》发的。这个名字也象征着我当时的感觉，确实心里一片茫然。正如人们现在常说的一个词——“郁闷”。“郁闷”其实不是苦于物质匮乏，而是苦于精神没有承接的链条。没有“既往”就没有“开来”。于是从1995年开始，我选定了这两个系列进行非虚构作品的创作。
记者：无论是战争系列，还是中国近代史系列，您都特别强调了它们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特征。非虚构文学和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有什么不一样？
王树增：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是典型的中国名词。其实文学在世界上就分两大类，虚构和非虚构。在世界文坛上，非虚构类是很大的一片天地，拥有众多读者和很多重磅级的作家，每年都有经典出来。我甚至认为非虚构作品应该是读者整个阅读种类中的主导。在我看来，虚构类文学是小众读物，不是大众读物。而非虚构作品的读者面更加广泛。在中国，就非虚构作品而言，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未成气候，没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