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之前说过，“人口流动已经让上海的气质改变了”，这种人口流动也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吗？
陈丹青：不仅上海改变了，到处都是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都给送到农村去做农民，“城市乡村化”很成功地做到了，我做了8年的农民；1979年到现在，“乡村城市化”，农村人往城里跑，变得城不城、乡不乡，没有像先进国家那样的大都市，也没有先进国家那样纯粹的农村区域，就这样混在一起过。
记者：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故乡、对于传统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恋和追溯欲，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兴起了“寻根文学”，而另一方面，又把传统破坏得相当厉害，比如文革或者拆迁？
陈丹青：说怀念是以前，现在已经不在乎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去问问民工，民工还在乎什么家乡？哪儿能打工就行。现在家乡概念慢慢淡薄，拆迁拆得很多家乡都消逝了。中国人最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寻什么根啊？活下去最要紧。
这就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另一面，我从胡兰成和一些零碎的文人书中读到，中国人很大气，毁了就毁了，摔了就摔了，忘了就忘了，他承受得起。中国人永远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排斥新鲜事物，看看麦当劳和星巴克的生意，经常比中国人自己开的餐馆要好。这可能跟中国长期被异族统治有关系，唐、元、清，中国人跟异治文明相处时又跟其他民族不一样，会付出很大代价，会死很多人，但是高高兴兴继续吃继续喝，活着就好，保国保种就好。
记者：今年恰逢鲁迅诞辰130周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我4月份在周海婴先生的追悼会上采访过萧红和萧军的女婿王建中，他说他们正在策划纪念，他们不怕“沉渣的泛起”。你也写《笑谈大先生》纪念鲁迅，你觉得当代需要召唤鲁迅精神吗？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需要现代人学习吗？
陈丹青：乖一点吧！鲁迅是很不听话的一个人，五四那一代精英——陈独秀、鲁迅、周氏兄弟都是山村地主的孩子，19世纪的80后。今天弄不起来五四那样的运动了，今天的精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转移到城市来，根本上是因为一个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草根文化的文脉全部被切断，一个两三千年文化摇篮就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不要召唤，也召唤不起来，大家还要混饭吃呢。反抗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都已过去，现在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得比较有文化就很好，穿得像样一点、讲话文明一点就很好，洗洗脚、按按摩、喝喝茶，多生活。你一回家就有传统文化嘛，爹妈管着你、三姑六婆管着你。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中国文化更多。
记者：你觉得在急促追赶经济发展潮流的文化激进主义下，当下的人们应该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来，尽量挽留一些纯粹的文化呢？
陈丹青：光开会没有用，光呼吁也没有用，我觉得就是别管文化这一摊，让老百姓自己办，自己玩。
记者：这也是你现在渐渐离开媒体的原因吗？
陈丹青：对呀，我不想说套话，就没什么话了。我巴望最好早日完全离开媒体。而且我们这些50后的年头不是很多了，总是被请来请去，而那些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他们在乎什么，其实我蛮想知道的，应该给机会让他们发出声音。
但是我比较沮丧的还有教育，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权力教育”。因为之前在清华教书，多少还要跟80后、90后沟通，他们都非常可爱，外形上跟我在纽约见到的ABC孩子相差不大，那股单纯气息也很接近，可是一开口一交流，讲的全是“国务院语言”，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我想起来蛮沮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