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在立意与史料上，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材？
吴中杰： 《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买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了萧军、胡风、冯雪峰、聂绀弩、黄源、巴金六人作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主角？
吴中杰：我以为这六个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坚持鲁迅文学路线者的历史命运，所以选择他们作《鲁迅后传》的主角。
时代周报：萧军独立不羁的个性，你认为从哪些细节中反映出来？他的命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典型意义？
吴中杰：在强调文艺要服从政治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敢于提出作家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他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在遭到众人围攻时，他敢于站出来辩论、对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国作家都有这种精神，中国文学也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了。
时代周报： “胡风事件”作为影响日后中国文化的重要事件，你认为发生的原因何在？
吴中杰：主要是由于缺乏民主与法制。作家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应该在文艺思想上强求一律；何谓“反革命”，应该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所谓“罪证”，应该允许法庭辩论，不能由领导说了算。“胡风事件”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杀了文化上的生机。
时代周报：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个人的因素重要吗？还是有什么外因？对整个文坛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中杰：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有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文艺路线上的分歧。冯雪峰走的是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强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现实，反对按照政策来写作品，因为政策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生活本身；周扬则强调文艺服从政治，提倡文艺写政策，只从政策的角度来要求文艺作品。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当时的形势下，冯雪峰是必然要遭到批判的，但这样一来，文艺也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路子愈走愈狭。
时代周报：黄源一生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能否坚持早年的信念？
吴中杰：黄源由于多年来受到部队文化工作的熏陶，他还是想用文艺来适应和服从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艺的特色，使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就是这一点也不允许，所以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落马了。
时代周报：巴金在1949年以后17年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晚年为什么提倡“讲真话”？
吴中杰：1949年以后，巴金一面想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努力改造自己，一面又想使自己的创作保持一点文艺的特色，想反映一点真实的情况。这样，他就进行了苦苦的挣扎，结果还是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不断受到批判。也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终于省悟了，在思想上摆脱了桎梏，而重新提出了“讲真话”的口号。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精神，是鲁迅早就提出过的，但后来在“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要求下被淹没了。巴金在“文革”以后重新提出这个口号来，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时代周报：写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你如何反思书中这“六条汉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命运？
吴中杰：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绝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
时代周报：鲁迅身后引起的思考与争议从未停息，你认为鲁迅精神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
吴中杰：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多的还是随大流的人物，因此，正需要鲁迅所倡导的独立精神，需要他的思想深度。这就是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