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从香烟的演进史窥见政治的阴魂缭绕，在中国，香烟与政治的关系同样纠结不断。单说不久前，就有一位房产局长周久耕，因其有关房市的言论而被网民盯上并人肉搜索。他被发现抽150元一包的天价烟，于是厄运接踵而至，先是遭免职，后是被“双规”。经查，这厮涉嫌贪污200万元，有三处房产来源不明，如果属实，至少要判刑十年。这正是一包香烟引发的“惨案”。当然，凄凄惨惨的只是那些兔死狐悲的腐败者，大多数国人则会拍手称快。
香烟政治的余波并未随这位周久耕局长的快速落马而消散。人肉搜索的震慑力令某些有烟瘾的官员谈虎色变，于是在公开场合，他们悄悄收起了高档烟，改抽低档烟。更有“聪慧之士”，干脆拆除豪华的烟盒，将一根根凭肉眼难以分辨品牌的香烟放进盘子里面，端上会议桌，供开会的官员们殚精竭虑之时吞云吐雾。这被戏称为“裸体烟”。尽管此前在某些地方便有这种做法，但置身于今日的语境，人们无法不视之为周久耕案的谬种流传。
“裸体烟”绝对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它的风行正可映照一些地方公权力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官员们直面公共舆论的监督，不再无动于衷，拿手中的权力与舆论的压力硬碰硬。他们悄然收束了权力带刺的棱角——这不啻是一种权力制衡的进步。另一方面，权力者不肯全面退缩，不肯将自己自动关进笼子，他们的对策，一般不是从正面解决问题，而是从侧面规避问题。
所以，当天价烟成为公意的众矢之的，它并未猝然消亡，而是摇身一变，以“裸体烟”的外形继续延长腐败的权利。由此可见驯化权力的改革有多难。
在此我倒想引入一个说法，以论析“裸体烟”所折射的中国改革的危机与反馈机制。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曾创建“冲击-回应”模式来诠释近现代中国转型史。概言之，他认为，相对于西方的动态社会，传统中国乃是一静态社会，正是西方的入侵（冲击），迫使中国进行回应（反抗或归化），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种学说被斥为“西方中心观”的文化霸权在作祟。此模式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即传统中国自身的进化和突破。另一位美国汉学家柯文则祭出“中国中心观”予以对抗，这大概属于历史解释学上的“冲击-回应”。
在我看来，所谓“冲击-回应”模式之与“中国中心观”，正如同地球既在公转，亦在自转，哪一个停了，这世界便玩不转。既如此，实在不必拘泥于西方与中国何为中心，以免落入了两小儿辩日的困境。
能否用“冲击-回应”模式解释中国改革之路呢？我们不能否认改革者的内在动力。改革者本身亦是生命体，其生理机能会随历史的前行而渐渐老化，需要随时易筋洗髓，才能焕发生机。但改革者的内在动力到底有多大？这正如，周久耕们深知，天价烟乃是腐败所得，假如没有舆论的冲击，没有人肉搜索，他们会自动改“天价烟”为“裸体烟”吗？很显然，动力即便存在，亦需导火索来引燃。缺乏冲击，改革前进的速度，等于或小于蜗牛。
值得认真审视的是改革者对于冲击的回应态度。不予回应就是自取灭亡，问题是怎么个回应法。这一模式来自历史研究，不妨就地取材。晚清史上，针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可以总结出以下数种回应方式：
第一种是合理回应：西方人大炮打得远，军舰开得快，我们就虚心学习技术，是为“洋务运动”。器物之变以外，还有制度、观念这些更具决定性的因素，那就行立宪，开国会，修刑律，办报纸。当然，这种回应方式，往往伤害了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受到的阻力亦是最大。
第二种叫“以不变应万变”，不管西方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多么凶猛，我照样念我的四书五经，每日三呼皇帝圣明，美其名曰维护道统。很快，皇朝亡了，道统沦为无根之木。
第三种则是虚应故事，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是红头具文，对策近乎坑蒙拐骗。像清政府被逼到绝境，搞预备立宪，设资政院，组内阁，但虚张声势下来，十三名内阁成员，满清贵族占九人——“皇族内阁”可谓晚清改革者最形象的注脚。杨度引过一条西方谚语：“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这种偷梁换柱的改革法，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第四种则是以暴制暴。义和团运动算是民间的回应。在上层，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发生：就任命徐世昌兼办津浦铁路，张之洞认为“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而摄政王载沣淡淡道：“怕什么，有兵在。”张之洞闻言大惊，口吐鲜血，就此病倒。他视“有兵在”为亡国之言，认为执政者对改革无计可施，眼见民怨沸腾，却只能勒兵观变，这是最坏的一种回应方式，是真正的自绝于民，不亡何待。
对照一下，“裸体烟”之回应属于哪一种？二四自然不是，但绝不是第一，倒更像第三种。
好在这种应对压力的改革方法，仅仅停留在一包香烟身上，仅仅呈现出一时一地的改革困境。但这应当引起改革者的高度警惕，以便未雨绸缪。
（作者羽戈系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