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 ”我们今天并不是鲜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
除了尊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指标是“自由”。很多人问我，你这么主张自由，那你教你的孩子背诗词吗？我说我当然教。可我不是让她手放在背后一本正经地背诵，而是她在踩着滑板车跑时，我们俩大声地背诵；是她在浴缸里泡着、打着水花时，突然饶有兴趣地提议说：“妈妈，我们背首诗吧！ ”
她背诗，我从不限制她如何使用和想象。我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使用诗词是在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出差回来，问她：“你想妈妈吗？”她冷不丁地说了句：“路上行人欲断魂。”她背诗居然能“活学活用”！她喜欢把我们的大床当蹦床，有一回她爸爸说：“你别蹦了，都把我们的床单蹦破四条了！”谁知她一边蹦，一边高声说：“人生得意须尽欢！ ”把她爸爸噎得瞠目结舌。
后来她竟然开始给人讲诗了。杜甫的《春望》，我听她给别人讲过一个特别“雷人”的解释。她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说的是杜甫他们那儿地震了。国还在，但是震破了；山河也在，但是走样了。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地震太厉害了，大家很伤心。 ”听着她这个地震版《春望》，我想我没有办法纠正她。她3岁时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惨景，4岁时看到玉树地震，后来她又看到日本海啸地震，她知道地震是一种苦难。所以我想，那就让她这样解读吧，长大了老师会给她讲“安史之乱”的。
女儿从小就在解构经典。但是我没有纠正过她一次，因为我觉得，她可以胡说八道的年华还有多少呢？我很留恋她可以胡说八道的自由。她不知道什么是权威，她认为她有阐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可能到她读小学时就要被剥夺了。我认为小孩子在思想上的自由期持续得越长越好，这样等他们长大了，还可以保留一些突破常规的思维能力。
有一次女儿坐在床上看唐诗，正好那个标题的字她都认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她像见到老朋友似的点点头说：“哦，这也是王维的。 ”我就教她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讲到一半，她说：“王维的诗，也不是都好。 ”我说：“怎么不好了？ ”她说：“不押韵。 ”我一看，还真是不押韵。到了晚上，我正在漱口，她突然摇头晃脑地感慨：“李白这个人，写诗还是可以的。 ”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起码比王维押韵。 ”我后来一想，李白的诗不管多么清浅通俗，还真都押韵。我发现她能讲出一些我没想到的道理，因为我讲诗词讲了那么多年，对大家难免心怀敬畏，却也失去了一个小孩子对诗词的遴选标准。所以，现在经常是她给我讲诗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愿意呵护她这种自由的权利。
让一个人有尊严、自由地成长，是我们的一种期许。有时我看着女儿练琴、跳舞或者画画，我就很欣慰。我一点都不求她在专业上能有多大成绩，她只要能在里面找到一种快乐的能力，就够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缺少艺术方面的训练，所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疲惫不堪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寄托。我女儿酷爱画画，碰上别人过生日、送礼物，她都说：“我给你画幅画吧！”口气就跟齐白石似的。她现在还不会写作文，但是外出旅游的时候，她可以用绘画记录旅游日记。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她有自己的表达，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因为没钱而被剥夺，一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本事让自己快乐起来。
“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 ”我们今天并不是鲜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我们越来越失去了一种审美的眼光，而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同一种功利标准的筛选。我们越来越成功了，但是我们失去了成长的力量，失去了那种在漫山遍野的鲜花中漫步时心灵上的愉悦。
“成功”，或许是一个评判人的标准，但只是成长中的一部分标准。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套综合、多元的标准体系。一个人，只要生命能成长，就一定有未来。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对料事如神的老酋长很不服气，有一天他捉了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鸟放在身后，问老酋长：“我手里的小鸟是生还是死？ ”他想，你要说它是活的，我手指一捻就掐死它；你要说是死的，我手心一张就让它飞起来。凭什么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一定让你错一回！结果，那位睿智的老人只是宽容地一笑，他说：“生命就在你的手中！ ”
这是一个好故事，它关乎生命的成长。所有时间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长。（刘璐/尹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