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他就像一个水龙头似的，想拧上哪个就拧上哪个，想开开哪个就开开哪个，一拧一开，水就哗哗地流出来又一瞬间关上。他有几摊子工作几条战线。只一摊儿的工作量一条战线，一般人都会承受不了。他吃饭从来都是狼吞虎咽的，因为他的时间不够用。
第一个是文学创作。这是他最主要的思想表达方式，他不停地在思考文学与文学创作；还是主管小说学会的会长，有很多跟小说、文学评论有关的事情要做。
第二个是绘画创作。绘画是他的一种生命方式，如果文学是面对社会的，那么绘画首先是面对自己的。心里大多数的情感和生命本身自我的感觉，往往要交给调色盘，要交给笔墨。
第三个是保护与抢救。从2002年开始，两项比较大的工作都由他负责，一个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工作，要在10年到15年把民间文化普查一遍，盘清家底；一个是要给各个民族的各个地域的文化档案都整理出来。
我“书房之旅”的第一位拜访者是冯骥才。
2007年11月2日下午，我们来到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见到了65岁的冯骥才先生，他是一个我必须去“仰视”的人，他的个头太高了，刚握手寒暄后就进入了正题，是经验，更是文化让冯先生一落座就能够侃侃而谈；是睿智，更是学识，让他说出了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整场谈话都充满了思想也充满了激情，不忍心去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显然，我不用提问就摸到了一条直达他内心深处的藤。从书房走到展览室，又回到会客室，这才发现整座楼都是他的书房，随处可见的都是书。
打开窗户时，那歌声淋着雨就进来了
冯先生刚从浙江考察回来，他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到今天中午以前，刚把一篇小说写完了，状态显得格外轻松。我顺便问写的是什么小说？
他说：是长一点的短篇，小说名是《楼顶上的歌手》，副标题是一个在极度匮乏中浪漫的故事，写一个人和一支歌的故事。“北风刮的时候，她在我对面的一个楼顶上唱歌。下着雨的时候，我把我窗户关上，后来我听见这个歌声里面有一种伤感，有一种求助的声音，我被感动了。我一打开窗户的时候，我觉得那歌声淋着雨就进来了。”好凄美的故事呀。我惊奇他如此繁忙，是怎么挤出写小说的时间的？
他说：我这个人有一个好的习惯，一般在5分钟之内就准能睡着，而且睡得很香，这得益于我年轻时候当过篮球运动员。我每天睡两到三觉儿。中午吃完饭，就打个盹，这是一小觉；我下午一般能做5件事，有3件事是见别人。回到家6点，洗一把脸喝一杯水，马上就睡，这是谢晋教给我的，睡到7点钟左右，这又是一小觉；起来休息一下吃饭，我已经像是把这一天的事搁到了昨天，等于一醒来又是一个清晨的感觉，有清晨的感觉脑子就特别清爽，虽然是夜里，却精神饱满，充满了工作的欲望。吃完饭，看会儿新闻联播，就到楼上的屋子里面，把音乐一开，听一会音乐，基本上就舒服了，我把案头需要做的事情，需要思辨的问题，需要写的文章，都在这个时间进行，一直到夜里12点多，过午夜，然后睡觉，这是一大觉。这样等于每天晚上有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早晨起来有3个小时，每天我有五六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出去考察、开会等就没法按规律走了。现在孩子独立生活了，我就和爱人两个在一起，过着很简单的很单纯的很平和的生活；我爱人是画画出身，她现在基本上是完全服从我了，她以照顾我为主，像我这样，做这么多的事，大后方是特别重要的，她如果有自己一摊子事儿，那就全乱了，我就做不了我的事了。她现在完全就是在我的后方提供个炮弹、搬个弹壳的。
提到了自己的爱人，冯骥才又讲起了一段往事：“我们俩从小在一起，她也喜欢文学、音乐，我喜欢的东西她都喜欢。我们结婚时可惨了，家折腾得不像样，正好下面是红卫兵总部，他们朝我们屋子吓我们，爱人被吓得在我身边哆嗦一晚上。冰心老人听完就笑了，说：‘作家总是满眼生活；生活给你什么都是财富；不管什么样的生活，全都是人生的财富。大鱼大肉不一定是幸福，你这样的婚姻才值得纪念。’她这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使我猛然警醒。”
最大的书房，在社会里在田野里
采访完冯骥才先生，我才深知：田野中的书房是知识分子的第一线。他觉得在一个具体的房子里面放满了书，这是传统知识分子主要的方式；文人的心里也一定还有一个书房，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书房，冯骥才说：“就像哈姆雷特说过一句话，你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我特别欣赏这句话，内心是无限大的，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家也好，学者也好，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灵里工作，用全部的心工作。有的时候跑在路上，我要在心里面写作，我要想我的文章，我要思辨。很多伟大的作家他们具体的书房、用于写作的空间都非常小，但他们都能写出跟时代一样宏大的作品。应该说，心胸有多大，书房就有多大。”冯骥才的韧性和举手投足之间、言谈举止之中洋溢着的坦率真诚，感染了我们，冯骥才不仅写书，更多的是看书。在他工作间的排排书柜里，藏有数千册中外书籍和画册。他还说：我们的“书房”是这样一个房间，里面的每一部藏书都会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和一种生命的立体解读。
他说：我们每一分钟，文化遗产都在消亡，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灵魂消亡，民族就消亡了。面对这样不容乐观的现实需要有一个坚强又清醒的心，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中拯救与抢救我们的文化遗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饱满的激情，
对于民间文化的“地毯式”的普查，冯骥才说：“民俗、风土、人情等等都是文化遗产大树上开出的花结出的果，根子出问题了，能不管吗？就好比自己的母亲生病了，能想什么代价吗？清楚要做什么、怎样能做到就行了。现在有200多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落实，3年后，中国20多种不同产地的年画将全部整理完成。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势态正在发生着效能的转变。本土文化遗产保护的当务之急，就是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通过地毯式的文化普查，查清楚文化遗产的“家底”，用现有的文化遗存做未来文化新格局的支撑，让我们的文化有可能传承、延续下去，尽量减少一些文化遗产的破坏和遗憾。”
因此，冯骥才一直不遗余力地投身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作品《拯救老街》、《紧急呼救》，为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遗产保护高声鼓与呼，竭力奔走。
“把书房放在田野就是这样的姿势。”冯骥才指着一幅照片告诉我，照片中几个人相互搀扶着撑着伞险些跌倒在泥泞的山路上。这是冯骥才带领一干人调查滑县年画时拍的照片。这个家家都还在供着农耕时期农民敬仰的神农像的村庄，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年画产地，是否和相距一百里的朱仙镇的年画一样？为此他们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比较，冯骥才指着两张并排在一起的年画说：朱仙镇年画的眉毛是一个叶形的，滑县的年画是弧线；朱仙镇人物的眼睛双眼皮都在上面，滑县年画双眼皮都在下面，二者的色彩、比例、构图，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滑县为独立的年画产地，它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独立的审美体系。他们还发现了滑县的年画中出现了满文，此前中国还没有年画出现过满文，这证明当时河南的年画已经卖到了东北，证明它当时的规模很大。在很多年画上看到了斯格之神，这是来自于《诗经·大雅》里的一句话，意思是请我们思念的神，迅速地到来，这就证明这是很古老的年画。
他详细地用文字、用图像记录着每一个细节，完备而详尽，最后还要拍一张这里土地的照片，冯骥才说，因为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一切文化都是从这个土地上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冯骥才做学问的方式，细致再细致些。对中国每一个年画产地，都要这么做，一个产地做一卷，直至构建一个数据库。然而全国已发现的年画产地有上百个，这项工程的庞大与繁杂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冯骥才意味深长地说：唯有这样工作，我们才对得起古人了，对得起祖先。年画的抢救只是冯骥才文化保护工作的一小部分。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发现了某项濒临危机的民俗文化，找冯骥才是最迅捷最有效的抢救保护途径。因此，冯骥才每一天都要收到大量的信件，一个月要有几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不是每一封信冯骥才都能亲自处理，但他却将每一封信分门别类地整理起来，他认为这个信息本身就有价值。
冯骥才说他欣赏一个叫郑云峰的人，是长江文化的研究者，原来有个影楼，卖掉后买了一只小船，在长江里漂流了20年，他把长江两岸的所有的山爬过了，出了本书叫《永远的三峡》，是冯先生写的序，冯骥才说：这人非常了不起，只要跟他聊起三峡，一会工夫他就掉眼泪了，他的眼泪就是长江的水。
冯骥才告诉我：“有一本书叫做《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望者》，在民间文化抢救里面，我遇见了很多人，他们全部的时间，可以讲全部的生命都放在田野里面了，都跟自己文化的命运搅在一起。这些人是中国民间文化‘沉默的脊梁’——李玉祥今年有50岁，中国的古村落基本上他全拍过来了，直至现在都没有结婚，他自己背着个相机，肩膀都压歪了，保存了十几万张老房子的照片；郭雨桥60多岁，主要是调查草原的民居，从内蒙古、宁夏一直到新疆的民居，他一一走过，逐个调查。他们基本花的都是个人的钱。冯骥才说：我跟他们一起做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钱的时候，我老觉得欠着他们，在我们这个商业化的重物欲的社会里面，我觉得要让社会认识这些人的精神的可贵，所以我跟中国民协商量，去年就设了一个奖，给他们一个表彰，表彰没有钱，就是给他们一个玻璃奖杯。”
在天津大学校园中这个幽静的深沉的地方，就是他在大学中的书房。他说，把自己的书房放在大学中的想法是：我们的社会往经济社会转型，将来不论是国家管理者还是社会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的管理者，可能越来越多是理工大学毕业的，他们在大学里如果没有人文视野的话，他们在管理社会上就容易对人文有一个缺失。他说：“所以我想应当到大学办一个人文的中心，它的气质很高雅，它是一个美的圣殿，一个精神绿地，让人进来受到一个文化的感染、熏陶。”
春天是从寒冷的冰雪深处流淌出来的
绘画对于冯骥才是一种生命的方式。在苏州有一个博物馆他非常喜欢，是贝聿铭设计的新的博物馆，光线感觉特别好，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展览。冯先生说：这些画大部分是今年春天画的。他最爱的就是大自然的12个月，《我心中的12个月》这本画册只有62页，却表现了他对一个人一生的12个月的感觉，12个时期人生不同阶段的那种生命景象。我看到那种等待的感觉，有一种朦胧的、美好的东西，是一种希冀。
冯骥才说，筹备画展时，把画从墙上一张一张地往下摘的时候，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觉得好像一无所有了。画展的画全部都卖掉了，不到400万元全部都捐给民间画所去抢救了。他说：“捐了就是捐掉了，我觉得捐的意义超过一切，然而却跟钱没有关系。我觉得世界上钱不是最珍贵的，还有比钱更宝贵的东西，凡是拿钱买不着的都比钱珍贵，比如青春、健康、爱情，我们应该追求比钱更珍贵的东西。”
他说，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负有责任感的文化人，这个责任感跟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是分不开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功能是其他商品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对人类灵魂的矫正或扶正。作家对民族的灵魂应担负起净化和升华的使命。文艺作品可以市场化，作家和艺术追求不能市场化；一位真正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绝不能放弃社会责任。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的产生，是一个国家文化高峰的典型代表，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但是使一个人有文化是不容易的。
所以，文化人，在这个时代，还有着巨大的使命。（黄殿琴 孙维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