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甚至一个民族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之所以说文化是旗帜，乃是因为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品格，因而也决定了综合国力的水平。文化对发展的作用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比如由于一定文化观念的作用，将决定相应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决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程度；而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将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将直接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
但是，关于文化对发展的决定作用，许多人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有的人把发展归结为一种地理因素，认为是一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发展的程度。但是他们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相同的地理条件会出现不同的发展、为什么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程度却不同；还有的人把发展原因归结为投资，认为是由于资本的大量进入才形成了发展。但是，这同样是片面的。增加投资可能出现一定的甚至是持久的发展，但更加明显的事实是增加投资并不绝对能带来发展；也有一种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发展的原因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同样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地区与国家其发展水平也是存在着差异的，有的情况下这种差异甚至非常之大。比如，同为资本主义制度，但并不等于所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就一样。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种差异表现得更加突出，以至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分裂、倒退等现象。这些明显的事实告诉我们，以上种种原因确实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有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它们都不是最根本的。根本的原因是文化，即由于文化的力量决定了发展的程度，或者说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讨论人类一定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文化这一命题的话，就可以说，文化是决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十五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海上贸易与海外殖民扩张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方式。而在十八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局面。这种发展的变化，最根本的是由于文化决定的。人们在研究历史时，更多的是注意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经济、社会现象，但往往忽略了文化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标志着英国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它不仅仅是英国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历史正是如此。但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一切生产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只是表面的，最根本的是在当时具体历史背景下文化观念的作用。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事实：一是重商主义的兴盛。重商主义是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因而也更多地体现为国家政策，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英国出现的重商主义不同于早期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重商主义，后者强调的是“货币平衡论”，注重从海外抢劫、掠夺更多的金银财富以实现平衡；而英国的重商主义强调“贸易平衡论”，注重发展本国的生产，并努力用自己生产的商品去换取海外的财富。注重生产使英国国内的制造业得到了飞跃式发展，并且直接引发了工业革命；二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种价值观认为私有财产是“天赋人权”，政府必须严格保护。由于不必担心自身积累的财富被无端剥夺，从而激励人们去创造、追求财富，享受由此而带来的满足感、幸福感；三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新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理论肯定了“资本”的惟一目的在于“谋取暴利”、在于促进经济的自由发展，因而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出台创造了条件。由于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为人们追求财富提供了支持，从而刺激了技术的创新。在这一新价值观的支持下，工业革命终于在英国爆发。可以说，英国首先迈入工业社会与其文化———一种新的价值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形成之前，欧洲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影响人类进程的文化现象，如在法国出现的启蒙运动、在德国出现的宗教改革。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特别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基督教新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正是由于新教中所体现出的勤奋、节俭等价值观培养了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一致性。他认为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并且文化会使局面完全不一样。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加纳和韩国的经济水平十分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它们两国的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接受国外援助的水平也很接近。但是，这样两个在经济上十分相近甚或发展水平一样的国家在经过30年的发展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各国的前列，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民主体制得到长足进展，生产实力大大增强，拥有在世界广有影响的跨国公司；而加纳的变化却与韩国不同。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两国的文化———价值观不同。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而加纳却不然（塞缪尔·享廷顿《文化的作用》）。这一现象说明，在经济发展或社会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文化会引发不同的发展。
文化决定发展的另一个生动例证是中国在清朝时期的变化。中国历史上经过几个全盛时期，以汉、唐为最。而事实上在清代的康、乾时期，其兴盛程度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只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强盛和中国的寄居衰落使这一辉煌的最盛时期成为落日中的背影，让人们惊讶不已，并且忽略了它的光环。从1661年到1796年近一个半世纪期间，所谓的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世界上遥遥领先之地，至乾隆末期，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农作物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达3亿多，占全世界人口的1／3；手工业高度发达，城市规模遥遥领先。在19世纪初，全世界拥有10个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仅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以至于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而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则认为“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可以说，在康、雍、乾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这种所谓的“原有体系框架”，即在农耕文明条件下，以儒学为主的文化制约下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
如果没有15世纪以来重商主义文化条件下出现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工业革命，中国可能仍然在“原有体系框架”下保持固有的发展。但历史不能假设，随着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欧洲各国依靠先进的技术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生产力，使自身的生产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对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清帝国形成了致命性冲击。在人类历史发生巨变的关键时刻，远在东方的中国如何应变来加入人类高歌猛进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关键的命题。这种应变的方式不是由生产力的生产水平决定的，而是由文化———一种价值观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既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反映出来的生产力水平需要在某种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得到改变，从而呈现出新的活力。如果不能得到改变，或者这种改变没有顺应时代的要求，那么发展将停滞或者后退；反之，将呈现出积极的面貌。从表面的现象来看，这种发展态势是由生产水平体现出来的，而其根本原因是由形成并制约这种生产水平的文化决定的。在全球变局的关键时刻，中国由于文化的制约，出现了与这种变局不能适应的选择，主要是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合祖宗成法，因而也对国家无利，所以当时的清王朝对工商业采取了控制、压抑、打击的政策。如雍正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如果市场之中多一个做工的人，那么土地上就会少一个耕种的人。这种绝对的重农思想，使当时的生产局限在农业而限制了向工商业拓展的可能。轻视甚至蔑视新的科学技术的观念，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不能应用到生产中去。虽然外国商团、使节曾经把大量的代表了当时科技发展最新水平的产品、仪器如地球仪、望远镜、洋船模型等赠送给皇宫，但清廷只把它们当作“贡品”、“玩物”来收藏，却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其中包蕴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闭关锁国、拒绝交流的心态堵塞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康、乾时期，经济国际化日见明显，不同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而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则以天朝心态自居，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也不考虑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吏货物以通有无”，甚至实行海禁，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对对外交流也进行严厉的限制。这种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启迪和刺激的渠道。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经对中国社会停滞与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也特别指出了对工业和商业的轻视这种源于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原因，他认为这种由于历史造成的文化传统甚至还在影响中国以后的历史。
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才能说明为什么相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同样的经济条件、同样的投资水平，却在不同的国家中有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一点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也能得到证明。为什么同样的政权体系，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发展水平截然不同？虽然从文化的角度讲，我们都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特别是对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解读，却前后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采取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这种文化观念的不同，导致了发展结果的不同。前者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后者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且由于发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自然生态遭受破坏等。针对这一现状，党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发展观的一大进步，当然也是文化价值观的一大进步。
文化决定发展，并不是说只有文化才能决定发展，更不是说文化是惟一的发展动力，而是强调文化在发展中的方向性意义和根本性意义。把文化对发展的作用片面化、绝对化的文化至上主义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非常有害的。文化观念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才逐步形成的。文化决定发展，但其它因素同样对发展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些因素可能会摧毁特定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地强调文化的作用，甚至把文化的作用放到极端的位置，将会导致社会的倒退。这一点也同样被历史所证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文化与生产力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指出了文化具有方向性意义，是我们党发展理论的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求我们要注重文化在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就是要求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注重发展、建设和辨别文化中最具有先进性意义的内容，从而用先进文化引导我们的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在争解放、求自由的发展历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要注重文化本身的发展进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要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按照先进文化指引的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适应时代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推动我们的进步与发展。
作者：杜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