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1月29日发表文章说，“南海一号”的打捞不但为中国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更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摘录如下：
历史和海洋，两者都给人深邃而神秘的感觉，而当历史沉没于海洋之中的时候，更加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浩瀚的海洋，曾带给人们机遇也带来挑战，提供便利也造成困难，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与广袤无垠、风云变幻的海洋共处，谱写出一幕幕或悲或喜的篇章。如今，在中国考古工作者近二十年的努力之下，中国海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掀开一角，当它缓缓从海中升起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到了它的身上，它就是宋代沉船“南海一号”。
根据“南海一号”上打捞出的钱币中年代最晚的南宋钱币，可以判断这是一条南宋沉船。船舱内保存了6-8万件文物，初步判定其性质为远洋贸易商船。这条商船从发现到打捞出水，带给中国乃至世界巨大的震撼。首先是“南海一号”沉没于海底800多年，船体却保存得相当完好，整艘船没有翻、没有侧，而是端坐在海底，船体的木质相对比较坚硬，这样的例子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关于造船的原料，有学者认为是马尾松。根据广东民间说法：水泡千年松，风吹万年杉。这种树木多见于南中国地区，如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是中国制造船只的重要木料。这样完整的宋代船只标本是首次在中国海域发现，为全面了解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船上运载的船货和生活舱出现的各类文物，对于研究中国宋代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类满载中国陶瓷的沉船在世界其它海域也曾有发现，例如著名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海域打捞出的黑石号沉船以及韩国出水的新安海底沉船，都曾经出过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这次打捞的“南海一号”，从年代上看，排在黑石号和新安沉船之间，从出水海域看，接近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此很好地弥补了研究资料上的缺环。
另外，从船货的种类来看，船上的商品主要是中国瓷器，产地有江西景德镇、浙江以及福建等多个瓷器窑口。这些瓷器应该是从中国某港口(可能是泉州或明州(今宁波)港)，销往海外进行远洋贸易的。据史书记载，在中国瓷器没有传入东南亚的时候，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中国瓷器的输入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样大规模的瓷器船货出水，充分印证了史书上关于中国陶瓷外销规模的记载。
除了船货之外，“南海一号”的生活舱还出水了精美的金器、铁器以及船上生活所用的陶罐等，有人就此推测“南海Ⅰ号”的主人是富有的商人。大小不等的陶罐应为船上的生活用具，用来盛放水和酒的，宋代文献中就曾记载，远洋途中船员们饮酒消遣，可以驱寒和缓解疲劳。这些文物的出现，为复原当时远洋航行中的生活情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南海一号”的打捞不但为中国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更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海底古沉船的打捞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在西方世界，却是冒险家和航海者非常热衷的活动。这些人执着地徘徊于历史重要航线上，不断探寻淹没于海底的宝藏。由于相关法律界定得比较模糊，因此海上探宝造就了不少一夜暴富的传奇。如1985年，英国人哈彻在南中国海打捞了大批明末清初瓷器，在荷兰拍得两千万美元的高价；1999年，他食髓知味，又在南中国海打捞出清代晚期“泰兴号”沉船，打捞出数万件白瓷以及紫砂壶等精美陶瓷制品。这些瓷器重见天日固然是件好事，但以商业利益为前提的打捞活动，对于这些宝贵的历史遗迹遗物无疑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破坏，令人扼腕。
中国考古界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海域的沉船遗迹，但中国的海岸线漫长，据不完全统计，沉船超过2000艘，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探索起步很晚。以“南海一号”为例，早在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的时候，就已发现这艘巨大的宋代商船，打捞起200多件瓷器文物标本。但在之后的十多年中，由于人力物力资源的限制，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和打捞工作，直至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才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专业考察队伍，经过多次实地勘查，充分借鉴了国外的经验，最后确定了整体打捞、兴建博物馆“水晶宫”的全套方案，为沉船的后续研究、保护以及对外展览工作提供了空间，无论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还是推动学术研究方面都可以一一兼顾。这一工程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创举，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队伍的发展，标志中国专业古沉船打捞团队的成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海底宝藏可以重见天日，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可以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范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