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400多年前,山东老百姓就曾为了“抗日”筹措军粮。
柯:没错。仅仅依靠山东沿海的屯田还不够,所以明神宗多次从山东各府县调运军粮,甚至从内陆各省县调来军粮。
这些军粮都是借着山东的海运优势,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半岛,从而确保了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的最后胜利。
青州将领邢玠拒绝讲和
倭寇之患,始于元朝。柯胜雨介绍,史书记载倭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骚扰,前后持续近四百年之久。数以百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杀戮,沿海一带民生凋敝。在柯胜雨的家乡,曾发生由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亲自指挥的仙游之战。
明朝援朝抗倭之战的胜利,将倭寇彻底赶回了老家。邢玠这个名字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令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人物。
记:战争历任几位总指挥?取得最后胜利的总指挥邢玠,他又是个怎样的人?
柯:明神宗前后指派过四任朝鲜经略(官职),任战争总指挥。第一任宋应昌,第二任顾养谦,第三任孙矿。邢玠是明朝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朝鲜经略,具体负责统筹指挥朝鲜战事。
邢玠是今山东青州人。明神宗让邢玠挂着兵部尚书的衔号,赐予邢玠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许他专断独权,可见明神宗对邢玠的信任程度。
邢玠跟杨镐、总兵麻贵一道入朝鲜。但是在蔚山之战中,杨镐刚愎自用,最后败北,被送回国内审讯。后来明神宗看到前线战事吃紧,邢玠单枪匹马恐怕难以胜任,于是明神宗又挑选了一个万世德,接替杨镐的位置。但是万世德贪生怕死,迟迟不敢赴朝,看到胜利的曙光后才匆匆忙忙赶到朝鲜,去捞取胜利的果实。
记:事实上,抗倭的重任完全由邢玠一人来担当?
柯:对。他独自一人指挥战争后期的所有战事,直到最后的胜利。胜利的光荣应该属于邢玠,属于他的部众将士。
邢玠是一个作风正派,勇于承担重任的统帅。在战争后期,出现了一系列挫折。但是邢玠百折不挠,顽强抗战。有个叫史世用的部下要讲和,邢玠暴跳如雷,厉声斥责:“要是再听到讲和二字,我先让你的脑袋搬家。”总之,邢玠具备了山东人忠正、英勇、坚强不屈的优秀品质。个人认为,明军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这跟邢玠的韧性分不开的。
除了经略邢玠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山东人直接为援朝抗倭战争作出贡献,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在史书上有大量的记载。
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山东人。印象中,山东人擅长谋略,精通兵术,忠贞爱国,肝胆侠义。那些生于山东,长于山东的人,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记:这场战争对亚洲局势造成了什么影响?
柯:随着明朝的介入,日本在朝战事节节溃败,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大崩盘。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旧历八月十八日,丰臣秀吉暴亡,日军大乱,战火才算最终熄灭。
万历东征援朝之后,对日本造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德川家康趁乱崛起,再次统领全国,建立了长达265年的江户幕府。德川家康吸取了侵略朝鲜惨败的教训,开始改变对外扩张的策略。
朝鲜之役惨败在明朝手下,日本人深刻反省,再也不敢主动挑战业已形成的东亚政治秩序,从而保证了东北亚三百年的和平稳定。由于这场战争的失利,日本不但停滞了对外扩张的步伐,而且也关紧了通商贸易的大门,开始走上闭关锁国之路,直到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才将日本引领到近代化之路。
记:以你研究得出的观点,怎样为这场战争定性?
柯:简单一句话,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场富有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对于受害者朝鲜来说,这是一场追求民族独立,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对于大明帝国来说,这是一场拯救属藩,御敌于国门之外,跟邻邦患难与共、携手捍卫东北亚和平的反侵略战争。
草根学者发现明史传奇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没有比明史受到的割裂曲解更甚的了。明人对本朝之国史避讳曲笔自不待言。官史不能直言真相,私史不敢直言真相,野史无力直言真相。”
有关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抗倭的历史,相关学术专著甚少,偶有言及这段历史者,或语焉不详,或批评指挥失误、耗费银两、久战不决等等,鲜有对这场战争始末的详细描述。
史学界“盲点”如今被一位草根学者点明。这部通俗读物文采激扬,更难得的是,有独立的观点和新的发现。
其中甘苦,柯胜雨本人最为清楚。
记:你提到,“这是一段被国人误解的历史”。最主要的误解有哪几点?正解又是什么?
柯:我认为最大的误解在于人们往往认为,明神宗援朝抗倭,耗尽财力物力,最后导致了明朝灭亡。仿佛援朝抗倭,成为压垮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一个王朝的灭亡,并非是某个历史事件导致的。明朝的灭亡原因,非常复杂。以个人浅识,明神宗援朝抗倭是晚明中兴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战事极大地锻炼了明军,使一度积弱的明军重新焕发战斗力,在之后抗击后金的军事行动才能有某些良好的表现。
记:如你所说,援朝抗倭是国内明史研究中的盲点?
柯:这段历史的研究在韩国、日本搞得轰轰烈烈,成果颇丰。但是在中国大陆,研究性的东西如论文、著作,很是罕见,甚至也不如台湾的学者。像万历朝鲜战争这样的重大史事,竟然是一片空白,真是为那些牺牲于朝鲜的四万将士难过!
记:历史学者张献忠评价《大明帝国抗日史》“对史料的运用上相当严肃,作者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写实的手法去揭示战争中的每一个细节,并非凭空臆测。”
你是如何获得这些史料的?
柯:我写《大明帝国抗日史》耗时近3年,参考了3000万字的日韩著作。要清晰地重现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史料的选择是最关键。
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来自日本的汉语古籍,当时我凡是感兴趣的东西,都摘引下来。后来又查阅参考了更多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著作,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得比国内要好得多。
记:你在国内首次披露了援朝抗倭的历史细节,一块块拼凑出时代的大拼图想必艰难,也激动人心。
柯:此书的著写,无疑是对我的一次大磨练。因为我参考的大部分明代史料,都是竖排繁体,没有任何标点,诸如《明实录》《国榷》《万历邸钞》等,先要把这些资料弄到电脑上,加上标点断句,再按照传统编辑史书的步骤,排比史料,最后仔细考证,辨别真伪,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说虽然是一部通俗作品,当时做的时候,却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性东西。做完此书,我觉得真是身心俱疲。
记:你日常生活的状态是怎样的?写史在生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柯:一部《明朝那些事儿》,掀起一阵草根写史的旋风。我也是看了该书之后,更加喜欢历史,更想投身于历史研究。我现在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研,工作之余,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写点东西。说是娱情还可以,要说是学术研究,那实在不敢当。可以说,写史是我的第二职业。（卞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