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世纪前，一位作家提出一个惊人论断，密密麻麻的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写的不过是“吃人”两个字！从此，旧礼教吃人说流漫。
“礼教吃人”非空穴来风，愚忠将相、烈女节妇、怨男恨女、替罪羔羊，统统是仁义道德的牺牲，这一点没有疑问。疑问在于怎么个吃法？一般的回答是：皇帝以及皇权统治集团吃百姓。乍听，这种回答无懈可击，然而细查历史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过于简单了。
从“礼节民心，乐和民声”角度看，仁义道德是节制民心、推行教化的（含有吃老百姓的意思）。然而从“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角度看，皇帝、皇权集团成员也难脱仁义道德之“彀”，同样要受到礼教管束。
例子俯首可摭。
唐明皇被谏官弹劾，一次就削减嫔妃宫女二百车（一车多少人不详，有学者认为一车约20人）。幷非皇帝本人愿意削减嫔妃，礼法所逼，不得已耳。
明宣德皇帝自觉作《帝训》，自我约束。《帝训》包括二十五个方面：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亲、仁民、经国、勤政、恭俭、儆戒、用贤、知人、去疾、防微、求言、祭祀、重农、兴学、赏罚、黜陟、恤刑、文治、武备、驭夷、药铒。
宣德皇帝所说，幷不一定都能做到，但他也不能言行两辙，完全置《帝训》于不顾。
有人以为中国皇帝可以绝对地为所欲为，没有比此说更武断了。中国皇帝不仅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一定程度上，简直没有自由——相权当道，皇帝不能独断朝纲；谏官在朝，皇帝不能文过饰非；礼官监督，皇帝不能省去祭天、祭地、祭祖（明朝，皇帝必须亲临的祭典就有天地之祭、宗庙之祭、社稷之祭、山川之祭四项）；有内官记录（起居注），皇帝不能“采野花”……皇帝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应该做什么事情，几乎都要照章办事，没有自行决定的权利。皇帝在礼教管束之下。
有人以为，仁义道德是虚伪的，阳为道学，阴为盗娼，说与做各走各径，不能当真。此话有理，但幷不完全对。道德礼法还是有其用途的，正如王船山所说：
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礼也。礼之既设，其小人恒佚于礼之外，则铺以刑；其君子或困于礼之中，则达礼以乐。礼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则不远，故志为尚。刑画天下以不易，缘理为准而不滥，故法为形。
（《船山遗书》）
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人治社会、法制社会之混合。仁义道德礼法具有很大局限性，中国人以管窥天，迷信自己这一套固然不好，然而以为它一无是处更不好。道德礼法驯人如羊，束人如罐，吞噬人的自由，桎梏思想空间，使千人一面，万人同声——以此观之，以“吃人”喻仁义道德幷无不可。然而凡事有度，用“吃人”二字囊括，不许旁说，不免失之霸道，那是彻底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是必要的，“彻底”要不得，因为一旦将自己否定得一无是处，华夏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终究是华夏后裔，必须承认我们的先人创造过灿烂制度文明，不只会“吃人”。
比起讲“仁义道德”的时代来，现代人离“吃人”倒是更近些。现代社会，“仁义道德”没有了，代之以“现代性”。“现代性”“吃人”有甚于“礼教”。现代化技术已经把人的精神吞噬得所剩无几。结果是，“人类”空前聪明，道德却空前败坏
作者： 王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