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将眼光投射回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不要说饱受战火燃烧和外族欺凌的风雨飘摇的家国和四崩五裂的国土，仅是那无数受饥寒交迫折磨的国民，也不能不令我们黯然神伤。地大物博的中国，勤劳勇敢的国民，到上世纪依然贫穷落后，无数中国人追求的仅仅是解决满足温饱这最低层次的需求。
只是到了近几十年，才基本解决了国人的温饱问题，大部分中国人才经历了追求解决满足温饱到追求个性、追求成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体制的巨大变革、个体约束的不断放松、个人力量的不断释放。反过来，对个体约束的不断放松又进一步促进体制变革的速度，让更多的人获得成功。
改革开放前后的体制约束
托克维尔说：“18世纪和大革命，像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第一股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制度，第二股则引导人们追求绝对的权力”。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被引导进入了第二股巨流之中，成为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
如果将时光再回到距今三十年之前的中国，往事不堪回想。的确，那是一个战天斗地的年代；那是充满激情的年代；那是崇尚集体主义观念的年代。然而，那是与世界其它国家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年代，也是提倡“大公无私”的年代，提倡“甘做革命的螺丝钉”的年代。因此，那是个性被压抑的年代，也是不属于个人奋斗成功的年代。
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不一样，其所谓成功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个人成功的不可或缺条件是家庭出身的政治成分，如果出身不好，成功的希望就几乎渺茫。而且突出的是政治表现，突出的是国家、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强调的是“大河无水小河干”。
在农村，农民只有通过招工、考大学或政治表现突出被招干才能获得城市户口，这是农村里个人的最大成功，否则，自己一辈子及后代只能做农民，只能依靠集体和土地生存，再无其它出路。在城市，人们必须衣附于“单位”，离开单位，粮食供应、住房等都没有保证，失去生活的来源，甚至将失去政治地位，更难谈得上个人的成功。
尽管我们长期宣传我们自己的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其它制度是垂死而腐朽的，但人们还是用脚、甚至是用生命来回答。尘封多年现已解密的资料（广东省档案局近期解密的八万份档案）显示，在1961至1963年的“困难时期”里，有近十六万人由大陆偷渡到香港。有学者的研究表明，1978～1980年有20万人偷渡成功，获得香港居住权。此外1974～1980年每年还有30669人在香港边境被抓获，即大陆偷渡到香港（成功与未成功）的人数每年就有6万人之多。所谓“垂死腐朽”的社会为什么反而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多年来我们没有真正提及和理解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精髓，不认同“小河无水大河干”的自然规律及辩证关系。
时间进入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刚刚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压抑了人们对多元化生活的追求，导致民众对现有生活的状况日渐不满，才在中国的农村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注入另一股新的源泉，重新唤起人们追求个人美好生活的憧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农民对人民公社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短期内结束了粮食短缺局面，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陆续出现众多的“万元户”（而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才是133.6元）。
在城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是公有制一统天下，连理发的、修脚的、开旅馆的等等，都统一在国有或集体的组织里面，僵化的体制压抑着人们。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大量的上山下乡青年回城，城镇的就业压力增大，国家的政策有所放松，才放开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众多的个体和私营企业。1978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为15万人，1984年更增加为339万人。农村个体工商业1983年底发展到419.5万户，538万人。随后，乡镇集体企业发展也十分迅猛，一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贸易也放宽限制，1980年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上海等 14个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州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中，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亿的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不再依靠农业，无数以往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以进入生产线、进入服务行业、进入管理阶层，甚至有相当部分人开办自己的企业。在城镇，有近7500万人就业在个体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里，大于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无数国人不再依附于集体或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成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