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辞世总会引出一些话题，但有的很简单，有的颇复杂。比如，18日去世的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19日去世的香港艺人沈殿霞，就是属于简单型的。所谓简单，是因为除了痛惜、悼念等等，我们基本上已无话可说。但20日去世的中国作家浩然，事情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我们也需要哀悼，这是对死者的必要尊重，但这哀悼中又平添了几分别样的东西。
先说说我本人的感受吧。浩然及其作品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后来读了中文系才知道的，而是我少年时代一段不折不扣的文学记忆。那时候，我住乡下，文化生活已是荒凉，加上许多文学名著早已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打入另册，故读书虽心切，遍寻终不得。适逢浩然大红大紫，其作品便走进了我的视野。记得一套《艳阳天》颠来倒去读了许多遍，继而再读《金光大道》，又读《西沙儿女》，浩然似乎就打发了我少年的不少时光。至今我手头依然保存着一套“农村版”的《艳阳天》，这是浩然亲自操刀之后的一个删节本。至今也依然记得电影《艳阳天》的结尾句：“看呐，社会主义的东山坞，又是一个艳阳天！”其时，萧长春手指蓝天白云，心花怒放，声音琅琅，那个年代的精神风貌跃然而出。
若干年之后，当我知道了“高大全”是怎么回事，忽然就意识到自己文学记忆的寒酸与贫困。如果我的少年时代不是被浩然、浩亮等人霸占着，而是与那些伟大的作家作品耳鬓厮磨，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景象！但现在想来，那实在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年代：不是我们选择了浩然，而是我们被选择来做了他的读者。这样，我与许多人一样，就都成了浩然的受益者或受害者。
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描述这种文学记忆，只是最近读了张炜的一篇文章，才一下子豁然开朗。他说：“比起过去，今天的书很吵，打开之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噪音。语言也不干净，对话也不讲究。整个读完，觉得耳边就像有什么呼啸而去。写得好一点或差一点，影响大一点或小一点，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吵。”（《阅读：忍耐或陶醉》，《天涯》2008年第1期）
吵，吵闹、吵嚷、吵扰———多么传神的概括。这是对今天的文学现状的描述，但浩然那个时代的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艳阳天》的“内容说明”中写道：“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京郊某农业合作社在1957年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农村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此言不错。那是一个信奉斗争哲学的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只有斗起来之后，才会生成故事，才有情节发展。这样，我们的幼小心灵就装满了好勇斗狠，阶级仇民族恨，四海翻腾云水怒和五洲震荡风雷激。这种文学政治化的吵固然和今天文学商业化的吵不太一样，但它们的效果却惊人一致，即都把人心搞得乱七八糟了。而文学就应该是干这个的吗？
但浩然却并不知道他把一代人吵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金光大道》四大部重新出版，浩然依然认为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他不仅没有为写出这样的作品感到后悔，反而觉得非常“骄傲”。我想，当浩然说出这番话时，应该不是故作姿态之语，而是真心诚意之辞。但这样一来，问题可能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或许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读者不知道什么是好作品是可以原谅的，但如果一个作家不知道文学的标高在哪里，摘不掉“三突出”的紧箍咒，他还能写出好东西吗？
所以，自从结束了少年时代的那段阅读之后，浩然的东西我后来就再没碰过。我想，清除记忆的办法一是不去回忆，二是来个大换血。当我们阅读了更多的文学名著之后，它们就会进驻我们的心灵，也会挤占原来那些不伦不类的文学记忆的空间。如今，浩然走了，或许他因此也能带走一些我们的文学记忆吧。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以后面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大概依然绕不过浩然，也依然需要去读一读他的《金光大道》，但那已经是“文学史价值”方面的事情了，它跟“文学价值”不是一回事。(赵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