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个人史近乎传奇:底下一大串兄弟姐妹的老大，光脚在山坡上放牛放羊的牧童，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成为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去学校，汽车开到公路的尽头需要大半天，然后再骑上3天马，翻越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因为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去参加了一次“笔会”，开始写诗。诗歌遍地的时代，阿来崭露头角，直到现在他还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
1997年，他被“借”到了《科幻世界》杂志，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辗转多处的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从放牛娃到作家再到文化商人，阿来走的，似乎是条同代人少走的路。
人物周刊:《尘埃落定》1994年写完，1998年才出版，据说到十几家大出版社转过，这部后来销量超过百万的小说当时为什么经历如此坎坷？
阿来:《尘埃落定》跟当时中国人理解的小说不一样，当时没有这样的小说。有些出版社的编辑没见过，就觉得这书怎么可能有市场？所以他说这题材很好，但你要改得像一个小说。我当时就说，我的小说是用心写的，除非你告诉我哪个字是错别字，别的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改。我的固执更多的还是因为对于小说的信念。这是对得起我这十几年辛苦写作的小说，也可以说是给故乡的交代。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藏族人，你有宗教信仰吗？
阿来:说到底，宗教可能还是一种宿命感。我对宿命的理解是，生命这么短暂，可能按照自己想的，多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一个藏族人没有这样的信仰，可能需要更多勇气。我性格还是比较剽悍的，我觉得我的宗教这个时候是文学。任何东西，我们把它推到极致，都是一种追寻世界本质的途径，而不是别的。
人物周刊:你的写作跟这些事有关系吗？
阿来:很多时候我们狭义地把官方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我们现代人可怜就可怜在:人类创造了那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来，我们现在就像在做选择题，只能在几个中间打勾。
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你会影响别人，第二你本身会有一个立场。年轻时特别希望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没有关系。最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在这种道德里，就在那种道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