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念
礼和仪不一样
南方日报：你所说的礼，可以看作一种道德和伦理的外在形式和表现吗？
彭林：不能。礼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仪式，比如升旗有旗手、副旗手多少个人，它有一套仪式，怎么甩开旗帜，这叫仪，这个仪最容易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就学这个，而忘了它里面的灵魂，就是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拜天地，为什么还要拜高堂，仪式后面还有一个礼的含义，这才是内涵和灵魂。
《左传》记载，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对曰：“此仪也，非礼也。”礼一定要有内心恭敬，充分领略了这套仪式背后的意思。比如说鲁迅讲的“默哀三分钟，心里想拳经”，我怎么跟你斗，那就没有意思。所以中国的礼一定要有人文内涵，这个人文内涵通过外在的仪式表现出来，比方对老龄人，对长辈，对老师就要尊敬，这是一个核心。为了尊敬，或坐着，或行卧，长者先，幼者后。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所以还得把这套东西拿起来，否则整个社会就会失序、失范，没有规矩，没有秩序。宋朝讲到这个礼多得不得了，中原的人把礼丢了，就是夷狄。
南方日报：听到你刚才的讲座，我突然想到，在传统的“小学”（语言文字学）里面，你说的这个“礼”，是不是跟道理的“理”同意？
彭林：《左传》上说，“礼者，理也”。在汉代或者先秦，我们解释一个字的时候流行找一个同音字，比方什么叫春呢？春者蠢也，万物蠢蠢欲动，理是什么呢？它根据道德理性弄出来的。礼是什么呢？就是有道德理性作为内涵的那些规范，这个礼就是要表达这个理。《乐记》上还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不是一个局部的、短暂的真理，是一个永远的真理。孝敬父母这难道是一个局部的、短暂的吗，不可以，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孝敬父母，这就是礼。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礼是要做的，要体现在身上——中国文化一定要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这个文化就死亡了。
2
行为
祭祀是中国一个文化现象
南方日报：这两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省举办了一些很大的一种祭祀活动，祭黄帝、祭孔子，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为？
彭林：祭祀是中国一个文化现象，因为我们不拜上帝。但是中国人经常会想一些问题：我是哪里来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哪里来的？我们文化哪里来的？黄帝这样一个人我们应该不应该忘掉他？不能忘，怎么才能不忘呢？我们通过一种方式。古代，我们古文里有一句话，叫视死如视生。这个人死掉了，但是我们还要对他一种敬意，就好像他还活着。所以每年有清明节，或别的节日，我们会来用一定的方式，比方请他吃顿饭。我小时候家里祭祖，就是过年了，要请过世的爷爷奶奶吃顿饭，你家里吃什么，他生前吃什么就放什么；如果他生前喝酒，还要放一杯酒。
黄帝对我们这个民族作出了贡献，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通过很隆重的一种仪式，来表达对他的敬意。中国人其实不光是祭黄帝、祭孔子，在先秦的时候，我们祭先农，谁发明农业的，先农坛就是祭先农的地方。太医署相当于我们卫生部，这个发明医学的人真了不得，他能用针灸、穴位什么的，还有草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要祭先医。发明灶的人，让我们熟食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要祭先灶。文化革命的时候就说这是封建迷信，人死了还能吃吗？这个道理谁都懂，我们家里祭祖的时候，这些东西他一筷子不会吃的，但是你没有这样一种方式，子孙对于祖先记不住。
南方日报：我看到对于祭孔子有一些批评意见，就说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很丰富，儒家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为什么政府不祭道家？为什么不祭墨家？
彭林：历朝历代都是这样。这个怎么说呢，它有一个历史原因，就从汉朝以来独尊儒术，实际上在历史上儒释道在唐宋三教并立，所以现在祭老子的也有。在庙里面拜佛的到处都是，韩国到今天还是这样。韩国到今天一直把儒学作为国教，所以祭祀孔子，它必须是一个政府行为，表示国家对这个思想的尊重。
“文革”时期，人人口诛笔伐，都说是孔老二，说他是复辟狂。文化革命是在文化领域里面进行的，把思想搞乱了，天下大乱了。到“文革”结束干部路线拨乱反正，在思想领域里面没有，人家美国人都把孔子生日当做教师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
3
实践
礼不能一概而论
南方日报：你刚才在讲座的时候，说到了让座的问题。因为职业关系，我经常坐公交车和地铁，基本上站的时间多，坐的时候少。如果在一个不是特别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对很多人来说，让座没有多大问题。如果车特别挤，站着就会喘气，特别难受的时候，让人让座就有点困难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彭林：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讲礼？礼一定是让的，礼让。为什么呢？因为礼者敬也，礼是尊重，我看到那个人岁数比我大，我心里会有一种仁爱，我觉得我很累，他大概比我还要累，我这样的年龄我站着气都喘不过来，他怎么办。所以钱穆先生讲礼是什么呢，礼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前提，考虑到他的存在，他站我面前，我对他多少是怀有敬意的。当然，我爷爷站在我面前，我肯定还要站得快一点，一个陌生人站在面前，也许我要想一想，但是我想的结果是，他可能比我更需要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一个人的教养和素养。
南方日报：我有时会遇到一个极端情况：我有时会背一大包书上一个特别挤的公共汽车，侥幸有人下车，空出一个座坐下了。然后又上来一个需要让座的人，但是我已经跑了好几十公里的路程，已经特别累了，由于长时间背着很重的书包，腰已经开始疼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让座，你觉得合“礼”（理）吗？
彭林：这个我们很难一刀切，一句话来划断所有的事情，其实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的，即使你比那个人年轻，但是你走了几十里路了，或者你还背着很沉重的东西，而且腰疼，不让座在情理之中。那个人是溜马路，他问题不大，所以中国人经常要合情还要合理，这个就是只有自己知道了，我是该让还是不该让。
所以你在《礼记》里面看，儒者非常注意在一个细小的环节上他要培养自己的气象。比方说古代有非常重要的祭祀，一祭要祭一天，这一天的气都要提着，口渴得不得了，摆在桌上的酒不敢喝一口；饿得不得了，满桌子的东西不敢吃一口，他培养自己那种顽强的、坚韧的品性。这样一个儒者他对自己的要求，他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提示自己，就不怕任何困难，所以我为什么提倡，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一个人要有一个爱心，能不能做到上公共汽车我就不坐，除非是像你那样跑了几十里路了，我实在站不动了，那情有可原。
南方日报：前一段出现过一件事，在成都一辆公共汽车上，一个女孩坐着一个座，没有给身边一个老先生让，那老先生身体也不是很差，大概60岁出头，他一屁股坐到人家很年轻的那个女孩身上。这显然也不合“礼”吧？
彭林：这太过分了。当然不合于理。影响这个礼都是双方的，甚至你要给他们做做榜样，你不能倚老卖老，当然社会的风气如果是好的，它不应该出现那个现象。但是这个老先生太极端了，不应该。
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对方考虑，钱穆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礼与法》，比较下来，礼比法好，这个法是冷冰冰的，礼是讲温情的，法就是把对方搞倒，礼是对对方要多少怀有敬意。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我是很希望出现一些人，就是大家不要像现在这样，一个个都好像不知道干什么似的，忙成那个样子，挤成那个样子，每走一步路都要抢先，争先恐后，有些人他非常从容，不挤，当然有时候不挤不能进去，你要办事也没有办法，至少在空的时候上去，他不那么在意。
南方日报：让大家的礼让，作为乘客本身有一定的义务，但是向这个方向转变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政府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公共服务。现在的问题是，马路上公车特别多，公共汽车运力远远不足，大部分时候都是超载的。尤其是上下班的时候，更是严重超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大家在公交车上哪怕我没有座，我可以比较轻松地站着，不用被当成行货一样挤来挤去，挤得没有一点面子，让座可能更容易一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光凭乘客的自觉来礼让，有时候也过于苛求。
彭林：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两个方面，不能只强调一个，如果每一辆公共汽车人人都有座，也不存在一个礼让的问题了，那就没有意义了。人的觉悟，人的素养就体现不出来。正是因为现在这样，所以恰恰要强调人的素质。（张 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