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周四人文版的《家谱，穿越时空的平民记忆》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关于家谱的话题讨论也愈加深入。在承认家谱的文化传承意义的同时，也有一些读者发问：在现代社会，传统家谱还有什么作用？当下重修家谱热是不是一种封建思想的回潮？就这些话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宗法制度的体现。在上古，尤其是实行分封制的朝代，比如西周，国王和诸侯王的儿子们谁能封王、袭爵、继承财产，一排家谱便一目了然。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临死前有遗言：非刘姓而封王的，天下共击之。到了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制度盛行，名门望族的子弟做官、联姻甚至社会交往，都讲究门第，人们对表明身份的家谱更为重视。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说，魏晋至唐中期的700年，史书上的重要人物基本出自13个姓的17个家庭。那时的家谱，关系到政治稳定和社会结构，属于国家大事，因此主要是官府修谱。
宋代以后修谱之风从官方流行于民间，家谱也变得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晟教授表示，中国古代是宗族社会，家族关系是一个人最核心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人的“根”，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的体现就是在家谱中占有一个位置。修宗谱与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等共同组成的宗族制度，形成了当时社会最基础的民间自治体系。家谱不仅把同宗凝聚在一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明，其所记载的孝敬父母、和睦乡邻、端肃风俗、重视耕读等族规正是中国文化最为重视的，这一点与外国由宗教来构建社会价值体系有根本区别。
家谱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徐忆农表示，国家史(如二十四史)、地方史(各种地方志)、家族史(以家谱为代表)和个人史(如个人传记)四个层次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资料。以前人们更多关注王侯将相，但是家谱把目光投向了普通人，对于研究民风民俗、民族迁徙、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流行病和遗传病研究等都很有帮助。近日，对“曹操墓”人骨的身份鉴定，就利用了家谱来探寻曹姓的分布与迁徙，结合尖端的DNA技术试图破解墓主身份。
当然，当下修谱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例如攀龙附凤，有强烈的功利性，靠傍名人“摆谱”，姓赵的总想攀上赵匡胤，姓王的总想认上王羲之，姓孔的都想成为孔子多少代孙。早在1919年，胡适先生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为绩溪旺川曹氏撰写的谱序中发问：“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老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有些地方官员在牵头修家谱时，利用职务之便，动用社会资源为自己光宗耀祖，有人借修谱编织关系网，强化家族势力，张扬大户威严，有的甚至借修谱四处集资敛财，中饱私囊。但这些问题说白了不是由修家谱引起的，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在修谱中得以了体现。从总体上看，修家谱仍是一种凝聚人心、寻求文化认同的做法，我们要警惕的是不能变修谱为“摆谱”，更不能“离谱”，剔除浮华，深耕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