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英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郭沫若在写《李白与杜甫》之前早已留下言证：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从以上两则材料来看，即便钱钟书的说法不是无根之谈，至少也是对郭沫若十分缺乏了解的。所以，今天的读者重温这部著作，首先就是要抛弃这一成见。
《李白与杜甫》的学术价值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10月。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曾于1972年致周振甫的信中写道：“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另有一位文史专家恽逸群也在1972年给郭沫若的书信中说，《李白与杜甫》“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
该书上篇关于李白，下篇关于杜甫，另有李白杜甫年表。郭老书中历数李杜的身世、婚姻、生活习性、政治活动、宗教倾向和文学创作，以及二人的交往和交游，力图还原被误读千年的本真的“诗仙”与“诗圣”。这部书写得“文情并茂，充满活力”(周国平语)，显示出郭沫若作为一代文史全才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敏锐的诗人感受。
郭沫若研究协会副会长谢保成说：“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审查《李白与杜甫》一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说是显示其大师手笔的。其一，发挥着他独具的文史“两栖”的特长，透过李白与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自开元至天宝年间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其二，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这是一部和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一样充分发挥文史特长的著作。其中考证李白的出生地巴尔喀什湖碎叶，以及从李白诗歌中解读出李白并不是西域胡人等问题，都曾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此书也有一些失误和轻率之处，但是正如学者王辉斌所言：“郭著无论是在哪一个部分，虽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较大的失误，但事实证明，其创获既多，卓见亦众，故其仍不失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见《学术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学术：重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李白与杜甫》与郭沫若晚年心境
《李白与杜甫》最受争议的话题是郭沫若在书中旗帜鲜明的“扬李抑杜”。郭沫若生前就有很多读者十分不解。为什么曾为杜甫草堂题写下了“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的郭沫若，会在书中大肆贬低杜甫?
郭沫若在1977年1月28日复胡曾伟的信里说：“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这封信写得很简短，并未做过多的解释。直到1994年，著名文学评论家刘纳一篇《重读<李白与杜甫>》才让世人猛然醒悟，原来郭写此书别有怀抱。
刘纳的文章用充满同情之理解的笔调写道：“李白62年生命中，足以吸引郭沫若探寻兴趣的究竟是什么?按说，郭沫若所瞩目的该是李白那不世出的才情，但是，《关于李白》却并非以考察李白诗歌的成功为主线，相反，作者将大部分篇幅用来叙述李白在政治方面的‘失败’。……很明显，作者论述的重点在人生而不在诗。当郭沫若以悠远的遗憾和强烈的不平感叙说一个成功诗人的‘失败’的人生故事，他的思考牵连着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题目：中国诗人在诗与政治之间的徘徊。”
其实，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郭沫若笔下的李白，处处有他自己的影子，甚至他批判杜甫，也含有浓烈的自责意味。
刘纳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写作《李白与杜甫》的时候，郭沫若也到了该总结人生的年龄。他比以前许多时候都‘清醒’。面对两位古代大诗人的命运，他有所思，有所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在这本书中有脉络可寻。倘若把《李白与杜甫》看作一本意在讨好邀宠的书，借用郭沫若为李白打抱不平的话来说，那真是‘活天冤枉’。”
1997年，与郭沫若一家极有渊源，且曾是郭沫若爱子郭世英的好友的著名散文家、学者周国平说：“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 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