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在引领学术风气、倡导学术规范、推动学风建设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社科界专家学者的肯定与好评。从今天开始，本报定期开设“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专版，介绍近两年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鉴定工作中遴选的结项成果。拟以此为重要平台，努力向读者推介传承文明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本期侧重于文史哲等基础研究项目。
两宋词人考究
——《两宋词人丛考》成果简介
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宋词人丛考》（批准号为03BZW037），最终成果为《两宋词人丛考》。课题组成员有：王可喜、方星移、李欣、王星、叶烨。
宋代有词传世的作者共1493人，大约有一半的词人生平事迹历来都不清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词人连大致的生活年代都未能确定。词人生平事迹不清，势必影响到对其词史地位的界定，也影响到对词史进程的全面把握和了解。《两宋词人丛考》全面系统考证两宋词人的生平事迹，切实弄清了数十位词人生平和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对研究词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初著名隐士词人潘阆，历来事迹不详。这项成果不仅考证了他一生的主要行踪、与王禹偁、柳开等著名作家交游唱和的时间地点，更考证了他先后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和至道三年（997）两度因卷入太宗和真宗的宫廷皇位之争而遭缉捕的过程，发前人未晓之秘。
北宋著名词人王观，生平事迹一向湮没无闻，家世更不清楚。这项成果从清嘉庆《如皋县志》中寻检出乃祖王载、乃父王惟清等人的墓志铭，从而弄清了王观的家世和籍贯，并考证了王观熙宁、元丰间历任江都县令、大理寺丞和因受贿而遭贬永州的详细经过，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等书所载王观事迹之误。
北宋诗僧仲殊，在当时词坛上影响甚大，但生平无考，这项成果考察了他的生平行事及与苏轼的交往友谊。他原为士子，因游荡不羁，为妻投毒羹中，几死，啖蜜而解，遂弃家为浮屠。出家后居苏、杭间。元丰五年（1082），仲殊作《减字木兰花·李公麟〈山阴图〉》。元祐四年（1089），苏轼自京赴杭州，途经苏州见仲殊，后二人多有唱和。绍圣四年（1097），仲殊作《陆河圣像院记》。崇宁间，自缢而死。
李光是南宋四名臣之一，诗词创作甚夥。其墓志不见宋人载籍。这项成果从清同治刊本《山阴天乐李氏宗谱》中觅得朱熹所撰《庄简公（李光）墓志》，据此佚文订正了《宋史·李光传》之阙失讹误，弄清了绍兴间迫害李光父子的那场文字狱的告密者正是李光的亲家陆升之。这有助于了解南宋初在秦桧淫威下无行文人的不良表现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又据宗谱考实了李光的世系，并解决了《全宋诗》没有解决的几位诗人（李光子孙）的生卒年。
南渡词人王以宁的生平事迹，历来无人注意，这项成果不仅推定了他的生卒年，还详细考证了他的生平仕履，挖掘出他投笔从戎、与金兵浴血奋战、曾生获战俘百余人的壮烈事迹，这对了解南渡初以“知兵名世”、“勇而有谋”的王以宁其人其词具有重要价值。
邓肃与张元，都是南宋初著名词人。今据明刻本邓肃文集所附《墓表》，参诸其他载籍，作《邓肃年谱》。邓肃一生，以上花石纲诗影响最大。徽宗曾在江南搜括奇花异石，建万岁山。落成时，群臣纷纷献诗庆贺。唯有太学生邓肃上诗讽刺，名震一时。邓肃因此而被逐出太学。然史载邓肃上诗的时间不一。今考定为宣和四年万岁山落成之时，解决了一历史疑案。
这项成果在考订词人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留意辑录宋人佚诗佚文，以补《全宋诗》和《全宋文》之未备，开拓文学史研究的资源。这项成果辑补了黄大临佚诗3首、佚名撰王观父祖墓志2篇、李光佚文1篇、张元干佚文2篇、张元干伯父张励佚文1篇、朱熹佚文1篇和佚名撰易祓墓志1篇。
经典诠释与理学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成果简介
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4XZX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经学与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促进经学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把经学与宋明理学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以揭示经学理学化的历史必然性、时代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包括前言、上下篇和结语，共分八章。前言部分论述何谓经学、宋学、理学及其相互关系，阐明研究思路和目的；上篇为通论，分为四章（第一章至第四章）；下篇为分论，亦分为四章（第五章至第八章）；结语部分总结经学理学化在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影响及其现代观照。
该成果的学术创新之处在于：
其一，系统地研究经学与理学的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经学与宋明理学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但对经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尚没有进行系统研究。《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在这方面则有了重大进展。
其二，揭示了经学与宋明理学关系的实质和在各个时期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从经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揭示了经学与宋明理学关系的实质是经学的哲学化，认为经学是理学的基础，理学是经学的哲理化，是经学发展的特殊形态和重要阶段；并深入论述了经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在宋、元、明各个时期、各理学家那里的表现。
其三，研究方法的创新，表现为从历史的视野和整体的观念出发，把经学与理学联系起来开展研究；把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有机结合起来，运用诠释学理论，系统考察了汉学与宋学经典诠释的不同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沟通。
其四，在谋篇布局上，既注意宏观把握、系统全面，又注意探赜索隐、深入专精，概念明白，目的清楚。面对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和流派、人物众多的思想史实，注意把理论分析、逻辑推理与思想史料充分结合起来，通过系统论证，全方位地探索了理学与汉唐经学、宋学与理学、理学与经学及经典、理学与“四书”系统和“六经”系统等之间的关系。
其五，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主义、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经学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观点，揭示了经学在宋明时期理学化的必然性、理学家由经学而理学的心路历程，明确指出理学在宋学的基础上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其中不乏新见。如在宋学和理学关系上，认为宋学的内涵大于理学，而理学又以宋学为基础，是宋学的哲理化；在经学与理学的关系上，认为理学是经学的哲学化，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对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理论研究之后，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并不缺乏认识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