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2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每年的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为庆祝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尼山论坛组委会和本报于5月17日在北京举行高层座谈会,以中央精神为指导,围绕中国参与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畅谈交流,发出中国人的声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主持会议。这次座谈会的召开,也标志着“尼山论坛”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长期的博弈伟大的责任
许嘉璐: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当前世界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两种主张和趋向博弈的产物。各种文明都要走向世界,自古已然。工业革命以后,各种文明走向世界的力度加大了,例如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自视为世界中心,“殖民运动”夹裹着基督福音向世界各地强行撒播和渗透;延至20世纪,美国接替了欧洲“世界中心”的角色,继续推进世界文明的一元化。二百多年来,弱势国家和地区只能不自愿地、被迫地承受着自己传统被扼杀、鄙弃、遗忘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文明一元化实施强大压力的同时,也自然孕育并激发出坚持传统、抵制文明移植的巨大力量。人类的文明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是多元的;多元是文明自身的天性。只要真正渴望人类和谐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世界一定会有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共荣的一天。
如果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地区、社群之间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这一狭小的视野来审视当代世界的特征,那么,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所面临的困惑和痛苦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该只是被文明一元化所折磨的弱势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的需要,其实也是发达国家、霸权者、富豪和强势群体的内在需求,虽然他们未必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获得不同文明对话之益的,将是整个人类。
中华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应该而且必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向以极大地包容、注重和谐、酷爱和平著称;我们有着保证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地保持几千年一统和稳定的文明因素和丰富经验。中华文明的内涵,的确有许多可以作为其他文明的参考,用来补充、纠正、制衡现在统治着全人类的西方文明,以便人类在未来共同创造出能够真正促进自身进步,保障地球安宁与和谐的新文明。
现在中华文明正在参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一是我们对自己的遗产生疏了,精神遗产学术化了,需要接续上,需要生活化;二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至今基本上还停留在自省的阶段,在地球变小,需要其他文明了解我们的时候,还需要一块多面镜,做多角度的自我审视,也就是需要参考其他文明是如何观察我们的,这也需要补课;三是随此而来的,需要把中华文明放到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和现实存在的大坏境中深度思索我们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们在什么样的国际背景下开展对话
汝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我们正式成立尼山论坛,由我们作为世界文明对话的主要方,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以前参加的一些文明对话,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像老是作为一个配角。这一次,在中国举行这么一个文明对话,各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而且是永久性的,这可能是其他国家都没有过的。
为什么要进行文明对话?现在经济全球化以后,为了共同利益,大家相互依赖,许多全球性问题,大家共同来应对。应该承认各个文明之间,有一些大家都能承认的因素,如果没有共同的东西,那也没法对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承认有差别性。应该承认所有不同的文明,都对人类做出了同样重大的贡献,没有高低或者优劣之分。
还有一条,大家要互相尊重。如果把对方总是看成一个潜在的对手、竞争的对象,那这个对话也很难成功。我想这一条也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优势的地方。
吴建民(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儒家文明会同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同基督教文明相对抗。他这个论断是相当武断的。1997年,在瑞士的圣加伦举行了一次国际问题研讨会,亨廷顿出席了。我当时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大使,我夫人是驻卢森堡大使,我们俩都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当面和亨廷顿先生有一番对话。我夫人就跟他讲,你觉得各种文明之间一定要对抗,这个可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也有事实说明不是这样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相同文明里面打起来的,怎么看?亨廷顿先生当时也一时语塞。
我认为从1993年到现在,世界有几个突出的变化:一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在发展;二是冷战结束之后,亚洲在崛起;三是今天世界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把尼山论坛放在这个大背景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怎么能够比较简单地讲清楚。恕我直言,我们现在对外讲的东西,条条多,例子少,听不明白。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构建主流文化的问题。主流文化,这是需要几代人下工夫来做的。主流文化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
张小安(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我是刚从驻以色列使馆回来接任副会长工作的,对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了解。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从一个根儿上来的,也就是从犹太教来的。这三大宗教一直处在冲突之中。为什么?他们都具有排他性。这一点,和我们中国,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这是我在以色列体会特别深的。我也和以色列的学者,以及一些在中国工作过,对中国比较了解的官方人士谈过,他们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们的心态是一种平等的心态,一种包容的心态,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心态。但是即便是这样,我接触的一些西方人还是说,就是因为你这种包容性,让我们觉得更加可怕。他很担心他们的文化今后就没有了。尼山文明论坛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让外国人来感受中国的文化,来了解我们的文化,这是个非常好的做法。希望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能够持续进行。
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中国六十年,特别是三十年以来的迅速发展,已经由世界的边缘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了。中国因素是世界因素中的显变量,不可忽略中国;同时,我们对国际环境也不可忽略。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是温暖的,有利的,而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是制约的。
国际环境很多,为了讨论方便,我们给它分类: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再往下细分,就是舆论环境。在这方面,中国遇到的困难:第一,中国改革开放较晚,国外对中国所知较少;第二,汉语传播得不够;第三,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偏差。这偏差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会造成对中国的歪曲乃至攻击呢?这是因为西方媒体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凡跟他们不一样的都要批判;再加上由于中国发展迅速,他们就产生了害怕的心理。这就造成了一个对中国舆论不利的环境。
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在这多样性当中呢,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我们应该提倡对文化差异的正确态度。对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一种态度是互相尊重,从而可以互补,可以创新本民族的文化;一种是“毫不在意”,引起交流障碍。法国工商部长跟我说,他说中国我不敢再来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受不了,为什么在宴会上我不喝酒就说我不够朋友;第三种是互相歧视导致文化冲突;第四种,如果被政治家利用,就会发生政治纠纷或战争。
所以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需要端正。我们在论坛中一定得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平等。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不要另眼看待,不要把自己高看一等,把别人低看一等。
邢贲思(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面对这种趋势,人们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态:欢迎它给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害怕它的负面影响会招致某种严重后果。从文化的视角看,有人有一种担心,认为全球化的结果,会使各国的本土文化遭到严重挑战,从而失去它的自主性,甚至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我认为,只要各方正确对待,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结局,不但如此,还可以为各国的文化交流,为各国在文化上的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创造条件。
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有时需要一个互相认识、互相理解的过程。拿中国人民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就有一个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再到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过程。19世纪中叶,受西学东渐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曾经十分向往,甚至达到盲目崇拜的程度。后来中国人民由于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即便是合理的东西也曾遭到某些中国人的拒斥,这种行为是幼稚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锻炼,中国人民在对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更加趋于理性。毛泽东提出的对于古代和外国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邓小平提出要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等,既是这种理性态度的集中表现。世界各种文明形成有先有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不同文明之间,虽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的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