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标志城”，真要搞，不如换个名字吧，叫“儒学博物馆”或“齐鲁文化城”更妥当。与其大而全，大而空，大而泛，不如小而专，小而精，小而殊！与其动辄耗费巨额公帑，不如民间集资，而且规模要控制，号召“文化粉丝”们慷慨捐赠，搞个公司上市也行
在本届“两会”上，有关“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赞成和反对的提案进行了一场大PK。赞成方明显占了上风，据说早已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标志城的拟建地山东济宁的市长也口气很硬，云：“允许争议，但肯定要建！”
起初得知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消息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几个迷恋儒家文化，欲图借国家乃至全球华人之力复兴儒教的国学粉丝的精彩创意。了解之后，才知道力促此事的乃是对文化显然并不在行的几十名“院士”级大腕。这些个院士也够博学的，要说搞建设的技术问题你们当仁不让，可搞个这么大的文化项目，要用纳税人那么多钱，又牵涉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立场和尊严，您几位竟然连本该那些考古、博物馆专业方面的“文化人”干的活也干了，连本该老百姓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后表表态的那点民意，也给代言了。难道民间戏称“院士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说法，还真有些影子？
“中华文化标志城”要标志个什么？文化是能大兴土木造出来的吗？花三百多亿搞个“国家级权威性唯一性工程”，批准这么大的事，全国人民怎么现在才知道，要不是山东本地的委员沾沾自喜地像发喜报一样积极建言，全国人民竟然要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被好好地“文化”一把了，有点不厚道啊。
地球人都知道，文化不是造出来的，是靠历史积淀出来的。地球人还知道，文化是弥漫在空气里的，是流淌在人们的意识中的，是跳动在血管里的，熔铸了一个地域民族的灵魂，交织着他们的复杂情怀，研究起来，都莫衷一是，难以把握，更不要说弄个实物去标志了。搞个标志城，就继承并发扬了传统？这其实是反文化。如果硬要说文化有标志，那每个文化中的个体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标志，每个中国人就是中华文化的标志，这其中有真善美，但也千万不要忘记假恶丑，不要忘了鲁迅一再提醒我们的“两千年吃人的历史”。让中国人怎样更能标志中华文化，更能发挥优良文化的标志作用，恐怕不靠上马搞大建设，要靠扎实的教育，而且必须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那种教育，绝不是这种涉嫌“面向过去，面向地区，面向封建主义”的“文化”。
我更愿意把“文化标志城”项目理解成为地方政府推动旅游开发，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一种“拍脑袋”式的决策。说这个决策有本位主义错误的嫌疑并不过分，但那样说不够厚道，谁不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谁让那儿是孔孟故乡呢，更兼“国学”勃兴之势。由于打着建设国家文化的招牌，竟然获得了国家的批准，这当然很不幸，因为全国人民的文化都要被三百平方公里的一块地方“标志”起来了。
前几年搞孔子诞辰纪念的时候，我多次撰文，认为有关孔子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当然可以搞，但是应着重“民间化”，不要太多官方的影子，文化的瓶子不能装行政权力和公帑的旧酒。一样的道理，山东搞个孔子或儒学文化博物馆，也应有类似的逻辑。奈何如今变本加厉，堂而皇之地“做大做强”了呢？偷笑的肯定是部分官员，未必有太多的百姓，包括以孔孟文化为自豪的山东人民，作为纳税人的一部分，不可能在不知情中心甘情愿地被花掉这么一大笔钱。要求国家权力介入，认定地域历史文化设施的“权威性、唯一性”，先不论这种要求本身的不顾颜面，斯文扫地的如何不文化（当然它也是极端行政化思维和行业垄断思维的典型恶例），即便智商再低，或不幸地脑子进水了，也应该想到，标志中华民族的东西，既非历史传承，举国公认的一项代表性建筑，是不是要搞个民意调查才更妥当些！当争议较大时，全民公决吧！这个叫“程序正义”。
“中华文化标志城”，真要搞，不如换个名字吧，叫“儒学博物馆”或“齐鲁文化城”更妥当。与其大而全，大而空，大而泛，不如小而专，小而精，小而殊！与其动辄耗费巨额公帑，不如民间集资，而且规模要控制，号召“文化粉丝”们慷慨捐赠，搞个公司上市也行，“以艰苦奋斗为荣嘛！”那样，就无人置喙，如我辈自愧并自觉不能标志某种“文化”的人，就没法再乱嚼舌头了。 （李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