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其表示：“文艺作品并非不可以虚构，但是当这些文艺作品以历史为名的时候，应该特别在前面注明‘戏说’，以正视听。但现在一些以史为名的作品都不加‘戏说’二字。而观众和读者并非历史专家，他们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这就容易造成误解。” 其实，不仅文艺作品如此，更值得忧虑的是，一些专家学者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将一些没有定论或引人猎奇的历史传说发表出来，更容易造成大众的误解。李庚其说：“历史一定要严肃，举例来说，陈寿写《三国志》写到姜维，当时人们都知道姜维降魏是假的，但却一直没有真实可信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陈寿只好在姜维的后面写了个‘降’字。直到陈寿死后多年，人们才发现了一封姜维给后主的手书，这个手书证明姜维是假投降。所以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才给姜维平反，在降前面加了个‘伪’字。” 哗众取宠成不了真正学者 在恶搞历史名人之外，中国历代的名言警句、诗词曲赋也不能幸免，比如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被曲解成“屈原在躲避高利贷”；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则被说成是对宋朝美女“第二性征”的描述……非但网友如此，就连一些知名人物也不能免俗，比如作家张一一的新书《努力》的宣传语是“孙中山临终前隆重推荐的一本小说”，个中缘由只因孙中山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李庚其表示，现在社会有一种特殊现象，越离谱、越怪异的就越受到某些人的追捧和喜欢。其实，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财富，欣赏名句诗词本是为了陶冶情操，感受文字的美感，但目前却成为某些人恶搞的对象。 李庚其说：“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学者，在这一方面都应该抱有严肃的态度，不应去媚俗。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做这些事情，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不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急功近利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学者。” “草根”写史难有考证精神 相对于专业的文化学者、历史学者的研究来说，“草根”写历史、读经典似乎更能吸引社会的关注，或许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但实际上，这些“草根”读经典、写历史究竟又有多少含金量呢？ 李庚其说：“历史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真伪难辨的，历史资料也并不可尽信，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即便一个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也要在辨别这些资料上花费巨大的精力，证伪、证真的过程，是要经过大量取证和考证工作才能完成的，更不用说非专业人士了。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付出巨大的精力和努力的人，想要得到真实的历史资料、得出有价值的论断实在是太难了。举例来说，我现在参与的《大清史》，其中孝庄和多尔衮到底有没有结婚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在礼部的资料里发现了孝庄和多尔衮结婚的礼单，这个礼单不是礼物单据，而是婚礼程序的单据，它好像证明了他们两人结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当时如果孝庄和多尔衮结婚肯定是非常隆重的大事，肯定会有大量文史资料的记载和诗词曲赋的唱颂，但这些都没有，只有这么一个礼单，说明不了他们两人的结婚问题。” 有些“草根”写历史、读经典，往往流于臆测。李庚其表示，不仅如此，甚至有些人故意编造一些假的东西来博取名声，比如“李自成没死去当和尚”等。 “文化恶搞”制作者应自律 最近，一项针对大学生对恶搞历史文化现象态度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46%)的大学生认为恶搞历史文化会对当代文化产生不良影响，另外71%的大学生在无意中成为“文化恶搞”的传播者。 李庚其对此深表担忧，他说：“对待文化和历史的不严肃，会让我们的后代不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该项调查还显示，对于曲解、恶搞历史文化，15.62%的学生认为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限制；18.75%的学生认为要运用道德底线和人们的承受力，通过舆论谴责达到目的；65.63%的人认为“文化恶搞”的制作者应该自律。 对此，李庚其认为，文化和历史的问题，依靠强制手段显然是不太现实的，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律。 他建议：“首先专家学者要有所警惕，对学术始终要有严肃的态度，文艺工作者要把‘戏说’和‘正史’分开，文艺创作上的虚构应该说明白，不要造成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