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新论》最初在台港两地出版的时间是195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否定传统思潮，在当时亦为学界所乐道。钱穆孤独而另类。他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分子及社会演变的五篇文章，在惟西方马首是瞻成为思想界普遍症候的彼时，确能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颇为吊诡的事，不与传统政治与文化为敌，居然成为“新论”。
1988年，《国史新论》再版，文章扩充至14篇，其中大多为整理后的演讲稿，所以也更近于口语，易于读者理解。三联书店在2001年曾推出钱穆著作系列，2005年，这些书相继再版。这中间出现了一些变化，儒学热再度在中国大陆兴起，并成为2005年前后最易令知识分子肝火上升的话题之一。在将中国传统文化骂得一文不值的读书人心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冉冉升起，那就是基督教文化。颇为令人惊异的是，中世纪的黑暗历史已被遮盖住了，基督教文化象被焗过油的头发色彩夺目地在中国思想界的上空飘扬。神（基督教）魔（儒学）的判定如此简单，并形成了一种强势的气场，吸引很多偷懒的意气书生想当然地倒向这一边，这其中又以那些热衷于宪政的青年学者最为显著。
钱穆早已故去，他无法知晓今人的思想动向。不过他针对当时“反封建”思潮的评议还是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限，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
现在“反封建”的提法显得过于老土，不过“反专制”还是常常作为部分自由主义者的口头禅。在他们眼中，真的是儒家提倡的“父慈子孝”也算是专制之一种了，已逝的王小波就常常在文章中对此展开讽刺，似乎儒家伦理可以被简单地等同为“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
如果我们对历史、对传统缺少了持平之论，那绝不是时代之福。儒学有其利弊，正如基督教文化也有其利弊。如果前者只见其弊并夸大其弊，后者惟见其利甚而不惜将历史涂满胭脂，那后人回望我们这些高谈阔论自以为是的书呆子，也许只有一声叹息了。
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一种文化在历史上的复杂性，足以使我们横看成岭侧成峰。将儒学妖魔化很简单，只要将传统社会的阴暗面一一道来并将之归咎于文化即可，将基督教妖魔化也很简单，只要如数家珍把中世纪那些众所周知的残酷事例摆出来，也就够了。当然，象部分宪政学者那样美化基督教文化也一样简单。看到今天西方的强盛，并以自己的有限经验来断定其将长久强盛下去，进而从制度到文化层面推崇其一切。这就是浮躁的思想界的现状。20世纪初，我们也是这样的。教训已经足够。
《国史新论》的各篇文章，用钱穆的话说，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专门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钱穆还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从今天的角度看，钱穆的许多观点仍不过时，虽然对当前的思潮也需要有新的更具针对性的辩驳。
这本书中钱穆的有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如他称，“孔门之教，宜即可代替世界任何一大宗教而有余。”未能认识到宗教的彼岸价值。此外，在批评明末以来“对历史文化一笔抹杀，社会礼教一体推翻之狂妄风潮”之后，独推尊孙中山，也有学术受政治所干扰之嫌。诸如此类的议论，还有不少，包括对西方社会的许多分析也不见得都准确，这毕竟不是他所擅长的领域。但是暇不掩瑜，《国史新论》仍值得每一个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话题感兴趣的学人阅读。
作者： 韩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