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做官 “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
记者：你的书基于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观察，你曾经做过文化部的部长，从政的这段经历，对在书里面写到的自己窥破中国“天机”，起到什么作用？
王蒙：当然，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别人得不到的。一位台湾背景的朋友说，我不知道王先生原来是中共党官，他还在用这个词，咱们都没这个词了。
我是在基层呆过的，我最早的时候在北京的区里头工作，第三区，那时候做过很多各种具体的事。所以我接触生活还是多。
记者：你怎么看待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你认为自己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
王蒙：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都有。为什么呢？1945年我还没有满11岁，1945年秋天，我很偶然又很准确地就和北京地下党建立联系，然后我就拼命地从他那里读那些左翼书籍，包括毛泽东的著作，还包括苏联的那些小说。那时候我不能说我11岁，我已经有非常独立的判断的能力。
相反，1945年以后，全世界左翼思潮处在一个高峰时期，由于二次大战苏联胜利，以及暴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二战后像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膨胀、发展是咱们现在的人根本不能够想象的。
记者：包括德国也是。
王蒙：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大批的喜欢左翼。我得到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左翼的思潮这边来的。当时很简单，1945年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我是随着这个走的，我是全心全意，十几岁就每天在那画地图，研究解放战争形势，我像吸收《圣经》一样地吸收所有关于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理论小册子，以及解放区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说我依附，当然依附，今天我做的很多事情也是离不开这个体制的。
可是，与此同时我要说明，我是很文学的一个人，我写东西从来不教条，我即使写很正面的、非常高端的一些语言，里头也有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我的细胞感觉很灵敏，我的感受是很锐利的，很敏锐的。
我对各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爱琢磨事、讨论事。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和领导和组织的意见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也有我自己的说法、体会，在这种不同的说法之中也说明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不愿意多说的一些话。
我没有一分钟停止过独立思考，随时都在想，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有时候还想到一个事。我为这个付出过代价，因为谁让我长了这么一个头脑，还管点事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