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材热销：不仅仅是怀旧
面对尘封百年老课本的走红，我们能够看见和听到的，不应只是中国教育背转身去的沉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没多久就卖断了货，连出版社都没货。与此同时，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还包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和《商务国语教科书》)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在国内某著名网上书店，不少读者留言询问何时补货，最早的补货要求居然是2008年6月。当当、卓越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这套书其实早在2005年1月就已重印出版，两年前断货。“不是书店不进，打电话到出版社，也是一个答复：没货了。”
一本78年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一本卖了五年多的影印书，随着“持续的缺货”，突然在网络上火爆起来。
老课本的气质
尚是2005年，上海市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徐根荣在应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邀请为民国老教材系列重印作序时，曾有这样的疑问：一套尘封百年的老课本，在21世纪的今天，会有读者吗？
而五年后的今天，处处“缺货”成为最好的回答。
事实上，在最初读到这批教材时，徐根荣便被吸引。他最不能忘那篇当时家喻户晓的《一箩麦》：一箩麦，两箩麦，三箩麦，大家来拍麦。劈劈啪！劈劈啪！小麦新，做面粉，大麦黄，做麦糖。劈劈啪！劈劈啪！……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这样清新、这样质朴，同时亦掩饰不住幽默的睿智。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淡墨着画，一课一图，别无他饰。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7000多万册。而通过翻阅这套教材，我们依稀能够看见那个开明而热情的年代：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到1932年，昔日仅参与编纂的叶圣陶担负起主文工作，丰子恺则负责插画，这套二人合作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虽是小学教材，但在当年也算畅销书。这套意像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遗憾的是，上世纪30年代战火硝烟中，改版教材绝版。直至2005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发现后影印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为课外读本——而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道。
在《收获》杂志副主编、作家叶开看来：“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工具化，而失去了人文性考量。其培养目标不是使个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设者——其象征是‘螺丝钉’。由于老国语课本的教材编写并不由政府指定机构垄断，当时的优秀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学者，都热心从事编写小学国语课本。《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就是典型的顶尖专家强强联合打造出来的精品。”
好教材，坏教材
而老教材被发现，最早却是因着地缘之巧——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是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这里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古旧书籍未来得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五年前尚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编辑的陈宁宁，便是从这故纸堆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而同时被勾连出的，还有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
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陈宁宁曾这样感叹，“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后来，这套教材不仅被证明“小孩子喜欢”，还被国内教育界评定为“有价值”。
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叶开认为，根据前辈的成功经验，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无论如何都应该放开控制，提供自由的出版舞台，让各种教育团体组织最优秀的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出版家和学识精深的优秀学者来共同编写。教育主管部门只需要组织专家委员会来对各类出版物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估和推荐，而不是现在这样——教材编写、出版已变成了一桩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部门之间所形成的磐石般链条，简直无懈可击。
奇妙的是，伴随民国教材走红的，还有表面上看起来十分不相干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批判》一书本是为去年语文教材批判作结，没想出版两个月后，民国教材的热销也捎带着使它再次成为焦点。
2009年，国内对于小学语文教材批评的波浪，一时蔚为壮观，甚至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有专文描述转型时期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年后，《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面世——这本书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首先是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孩子》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北师大版《妈妈的爱》等，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其次，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孩子被工具化般地训养，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第三，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而若把《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和这套突然走红的民国教材结合起来看，许多关于当下教育的困惑，或可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