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尴尬就不改革
记者：书中着墨颇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其中提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会遇到巨大的差别。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王蒙：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按照延安精神要求共产党的官员。我到现在读《共产党宣言》还会热泪盈眶，如果让我给学生推荐抒情散文，我首先推荐《共产党宣言》。但是，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马恩著作中提到的事情，有些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
记者：从革命到执政会面临一次转变，改革也会带来新的挑战。
王蒙：改革会带来某些尴尬，但是不能因为尴尬就不改革，因为尴尬的另一面就是机遇。
我们强调理论创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改革对我们不断提出挑战，我们要正视和回应这个挑战。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有大发展，对全人类都是巨大的贡献。
有些问题搁置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一直回避。
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不能寄托于空想者
记者：你在书里提到，哪些东西该民主与开放，哪些东西应该封闭与私密，不可一刀切，一窝乱。所以是否可以认为，在你眼中，民主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王蒙：外国最不民主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反倒民主了。比如民主评工资，这人跟人还不得打起来？在外国，大家连别人工资是多少都不知道。还有宗教信仰、政治派别，我是不是支持共和党，用得着告诉你吗？
记者：你书中谈到的一些问题及看法,似乎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多要靠技术性和专业的手段解决。但今天也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疑问，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还能否前行？你怎么看？
王蒙：我无法准确预见未来，但是书里也提到，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中国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推进的话，可能会碰到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有一点乐观的想法。在我的接触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领导，他们的教育程度、文化素质、眼界、政治逻辑有很大的进展，包括省一级的、地市的、县一级的，甚至乡一级的领导，尤其是南方。我在江苏碰到过乡一级的领导，他们是大学生、研究生，在乡里当党委书记。这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同，他们的思维状况，不是固步自封的，不是稀里糊涂的，而是有头脑的、有认识的，这种情况让我产生乐观的一面。
书中我引用了美国汉学家傅高义的话，他说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他提出，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做到三点：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改革，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成为中华民族利益与尊严的代表者，它的政权就是合法的。这个思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致的。
我把希望寄托在这里，而不能寄托在某些空想者身上。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