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发明权是心虚的表现
有趣的是，争发明权并非韩国独有的现象，在东亚国家中，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日本也争过“本位文化”，称“物哀”是他们发明的，而中国一些学者也曾撰文称，郑和最早发现了美洲大陆，足球、马球等也是中国人发明的，甚至氧气也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
对此，高巍表示，在现代社会中，一项技术究竟是谁发明的并不重要，关键看谁能应用得最好。古代中国人也有化学，可不用来生产，反而去玩邪的，变成了炼丹术；火药发明出来，却更多用来造鞭炮，听声响而已。没得到正确应用的技术，就算是你发明出来的，又能说明什么？这怎么能算成骄傲？
高巍认为，在正确对待技术发明方面，中华文明有太多、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将内心修为、心理塑造强化到极致，忽视了技术的发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在了后面，因此有了一种失落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心理幻觉：“明明是我祖先发明的东西，怎么跑到人家那里去了？”于是，看什么都像是自己的，动辄和别人争发明权。
争发明权是向后看，而拓展应用是向前看，看问题的不同视角，往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未来。
“说到根上，争发明权是心虚、底气不足的表现，并非大国心态。”高巍说。
要从韩国学者身上反省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陈泰夏此番言论虽在网上轰动一时，韩国主流媒体却大多没有刊登，表现克制，这与近年来韩国学者“雷人言论”太多，引发各方反感有关。高巍认为，中国学者与媒体应从中获得启迪。
“作为泱泱大国，我们应培养大国国民心态，那就是要尊重别人的感受，不要只想着显摆自己，事实证明，有钱就烧包，只能给人以狂傲的印象，不可能赢得尊重。”高巍认为，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教训，即：罔顾他人感受，一味突出自己，不仅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反而会给别人留下负面印象，而负面印象一旦形成，再想改变它，就要付出更大代价。
“越是强盛的时代，心态就会越开放越包容，就像唐朝那样，有非凡的气度，这样才能学到真东西。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只有交流才能让我们繁荣。”高巍表示，越是盛世，文化中积极的一面越容易彰显，相反，越是末世，文化中消极的一面越容易流行。正如明末以后，传统文化自身出现危机，民族心态反而“内卷化”，人们反而生怕外来文明进来带走我们的“好东西”，结果一再错过机遇，最终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必须正视的是，在东方文明存在着虚荣、好面子的传统，这很容易遮蔽我们的未来之路。因此，抛弃弱势心理和小家子气，真正打开胸襟，这不是几个人呼吁一下就能做到的，还需要我们在教育、文化上做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高巍说。（陈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