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评议“民主-专制”思维
方先生对时下人们崇尚的民主制度颇不以为然，其立论根据之一是，“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如果说民主制度没有普遍盛行于古代世界各国，而仅见于古希腊城邦，这是不错的。但在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民主制度被重新阐释，其价值被充分认识之后，民主观念已经演变成为各民族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它符合人类普遍的向善理想。就是当年的保皇派康有为也只是认为“民智未开”，暂不宜实行共和制度，而非彻底否认民主共和的价值。以民主制度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而永远将它视为“特定”制度，而否定它的普适性，以不适合“国情”为借口加以拒绝，是毫无道理的。
方先生以世界一些地区的所谓“民主化”造成动荡为根据，说明民主制度不宜推广，其实，亚、非、拉各国的动荡之源，并非民主制度本身，而是传统积习和集团利益造成的腐败无法根除。试问，这些国家的政府何时主动将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运行的法则教给国民？
方先生质疑民主制度的根据之二是，许多西方现代学者认识到，“即使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自由民主制也不是普遍有效的。”这根本不应成为非议民主制度普适性的理由。原因很简单，早已完成民主化，建立了民主制度，视民主制度为寻常之物的西方学者，对于民主制度的感情，就像习惯于饱餐大肉大鱼的财主，营养过剩之际，自然要质疑这鱼肉大餐是否还缺少足够的蔬菜维生素。我们的社会所承受的皇权制度的毒素还没有肃清，患着严重的民主营养不良症，哪有资格挑剔民主制度的毛病？而且，应该看到，那些对民主制度挑剔毛病的西方学者，实际上是一些民主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如果问一问他们是否愿意放弃民主制度而选择其他什么制度，可以肯定，得到的答案必是否定的。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它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他们之所以挑剔民主制度，把目光投向儒家贤能政治思想，并不是要以儒家贤能政治取代民主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吸收儒家贤能政治的可利用成分作为民主制度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以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的反思为根据，认为西方学者放弃了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并由此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应拒斥民主制度和民主理想，是在欺人自欺，误导民众，自我忽悠。
方先生质疑民主制度的另个理由是，“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从东亚到南亚，从亚洲到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就亚洲而言，日本、韩国、印度和我国台湾等取得的民主建设成就不能轻易抹杀，其示范作用更不可低估。民主制度是立法上的一件杰作，需要精心设计，它不同于君主专制政体，只要有愿望，谁都能干。民主制度的繁难，我们确实要有充分的估计。这种制度在欧洲、北美各国的建立历经几百年，而民主理念为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所了解至多不过百余年。以亚洲各国这百余年的民主实践而断言民主制度没有前途，很不恰当。
方先生最后的结论是“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我认为，方先生对君主制度的青睐及其对民主制度的非议，都是为这最后的结论做铺垫。对此，有必要指出，将“党争和大众政治”视为民主政治的特色，是只看到了民主制度的皮相；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作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准确与否，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这“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何以决定中国一定要实行“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二者的内在联系性何在？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君主专制导致君主及其权力难以避免腐败，那么，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有什么灵丹妙药做到这一点呢？
方先生认为“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是徘徊在思想天空的“幽灵”，主张抛弃这种思维习惯。在当今社会，对中国皇权制度的评价不可能没有参照物。在古代社会，人们多以理想中朗朗乾坤的“三代”之下的仁圣君主如尧、舜等为参照，来评判历史上的君王；自鸦片战争以降，国人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学到了共和、民主等理念，对历史的评价很难再离开这个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尺度。古人的“三代”理想与现代民主理念虽有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民本意识之上对人的价值、尤其是普通百姓的人性价值的珍惜与尊重。以民主反观专制，这种思维并非方先生所谓“两元思维”，更不是什么怪异的“幽灵”。如果皇权制度确如方先生说得那么美好，有那么多的优点可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近代历史上为争取民主而针对皇权制度发动的革命以及付出的巨大代价，岂不都成了毫无价值的胡闹和毫无意义的折腾？历史能如此解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