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黎明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肖湘，在7月5日报道了另一位记者的“心情”与叙述：在媒体当时政记者的朋友随地方领导赴四川地震灾区慰问回来后，既无奈又气愤地向笔者诉苦说，“每当面对朋友和同事关爱的目光与亲切的问候时，我如坐针毡，内心痛楚不安。”
让当事记者感到痛苦的，是“地方领导赴地震灾区慰问被异化为公款灾区游”这一现象。无奈又气愤的随行记者向在“国家级媒体”就职的同行诉说，也激怒了同行的媒体人，于是中青报发了这篇“隔山打牛式”的新闻稿，将地方记者的无奈变成了一点“有奈”。那种豪华的“公款灾区游”，恐怕是进入谁的视听谁都会怒上心头。曝光与鞭笞这种现象，正是反映民心正气、捍卫基本公理原则的作为；记者和媒体，于此显示良心与责任感尚存。
让那位记者痛苦的事，在“某地方领导一行”那里却是完全正常的事，或许还是全无察觉的事。由于职责、任务的规定，“地方领导”尤其是带队领导，本应是在此次活动中最有责任感的人。而现实却是，这些职高名重的一方精英，竟然能够达到“身在灾区，享受乐土”的境界。灾区景象不可谓不惨，灾区信息不可谓不哀，即使如此，“地方领导一行”仍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是这样，在灾区之外，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他们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作风又如何？不难想象。
轻松与豪华，舒服与“乐观”，对他们成了“自然”。不以他人、国民境遇为转移的惯习和心态，使他们察觉不到在苦难中的逍遥有什么不妥。他们在灾区心安理得地享受，天然地认为“我们就该这样”。
不包括二三十名地方公务员赴川数日的间接成本，去慰问灾区群众和地方援建施工队伍的那“领导一行”，花费往返机票、宾馆、酒店的住宿费用大约二三十万元，他们带去的慰问金，远远低于这次慰问活动的费用开支。可见，他们原本并没有为灾区和施工队伍做什么实事的初衷；如果他们追求实效的话，怎么会产生这种得不偿失的开支状况呢？他们除了要一个“我去了”的宣传，要宣传带来的“忽悠效果”，别的事都没放在心上。
这些“干虚事”的人花费这么大，把他们放在哪里，哪里就是灾区。
不由让我想到那些我接触过的个人志愿者，那些对灾民慷慨大方而对自己吝啬小气的可敬的人们。他们花自己的钱为灾民办事，买最需要的物资，往最偏僻、最危险的地方去，扎扎实实兢兢业业一天都不虚度。就这样，没有后勤支援和外界关注的他们，还总是怀抱做事太少的愧疚之心。和“久经考验的”、受到很多思想教育的“地方领导一行相比”，人品与精神境地竟有如此大的差别。
许多官员逍遥成习惯，原因是没人能阻止他们，才会放纵成“没良心逍遥”。自己常喊“加强监督”、“欢迎监督”，其实对这些信誓旦旦的表示，有些人根本就不屑一顾。
“诉苦”的记者是匿名的；究竟是哪里的“地方领导一行”，不告诉我们。明说了就是祸，记者不敢说出来，作为“国家级”的中青报为了保护当事人也不能说。大家都怕的人，没有不逍遥自在的任何理由。
“官威可畏”，乃当今中国一基本常识；民威一日不立，官员则自由逍遥一日。回头再看中青报对此事件的报道特点，问题症结所在及解决途径已隐含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