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葬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资”，可我看到的只是痛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势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予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
读史读到这里，欲哭无泪，只好以歌当哭了。我想庄子鼓盆唱歌送亡妻，狂欢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大悲呢？何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
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更关键的是，这种态度可以减轻我的受伤感。黛玉葬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资”，可我看到的只是痛，所以，请原谅一个敏感而多情的小女人对于其文化心灵的呵护以及呵护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最适合她自己的方式。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势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予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古代近代文化数千年，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似乎并没有以身作则。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什么玩艺儿啊他！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宋代是言论最自由的朝代，言官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捕风捉影地上书言事而不用担心诽谤罪。这种风气可能也影响了大宋文人。按我的考察，大宋是“文人相轻”之风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个朝代。据此两条，我们就很难断定叶绍翁记载的朱夫子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否属实。但不属实怎么样？属实又怎么样？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我怕自己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皆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实不是不想严肃，实在是别无选择。中国传统，历来最重讲政治了，从周公开始，就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这一讲，就讲了几千年。
传教士被杀成为外国开战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里，只能是借口
在描述圆明园被烧时，一般要附上雨果那段话，愤怒地斥骂法国是强盗。一个法国作家骂自己的政府为强盗，又没有被政府视作“法奸”，难得。
不知是中了邪，还是天性使然，总之，我是个怀疑论者。私下认为怀疑是学人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古希腊怀疑学派有这样一个典故：老师掉河里了，学生不但不救，还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黄继光，也不是在想刘胡兰，他想的是——救老师上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同学们，这就是哲学。中国也有怀疑论者，比如庄子和他的蝴蝶，但遗憾的是，这么一种精神没有流传下来。
总之，学文重在独思，更在于独特的眼光与视点，学史更需要。举一个例子吧，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经常发生案件。大清政府及一般百姓对此的看法是，西方传教士一死，正好成为西方国家欺负或侵略中国的借口。事实上，这只是我们这边的价值观念与执政理念。
对于西方国家来讲，政府收了税，就要为国民提供公共安全，就有保护国民的义务，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及正当性。而中国的封建政府，是断不会为一介国民在异国土地上的遭遇和死伤而操心的。相反，它严防国民走出国门，一旦走出，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回来，政府拒绝他们回归，并且对其在异国他乡的遭遇与生存状况漠不关心。
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人侨民两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诏书来，让福建抚臣过问此事，又过了一年，福建抚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依大明政府的思维，为一些国民境外的死伤而动武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政府开始知道保护侨民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晚清最后的时光，光绪十九年，在薛福臣的建议下，政府废除海禁政策，颁布新条例：“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予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说句不客气的，清政府这个时候，也仅是把明政府眼中的“无赖”商贾和“贱民”华侨从理论上改作了“良善商民”而已，真正的保护依然谈不上。梳理了这个文化与政治背景，我们才能明白，马嘉理事件、能方济事件，对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来讲，它根本就是战争的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里，当然就只能是借口啦！
对于外国发动的战争，当然可以愤怒，但愤怒只是一个态度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对于历史的全方位认识。比如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清政府自己都承认，乃是政府官员失信于洋人所致。实际上政府失信，只不过需要替罪羊而已。慈禧政变成功后，就把失信于洋人的屎盆子扣到了肃顺等顾命大臣身上。还有，教材在描述圆明园被烧的时候，一般要附上雨果那段尽人皆知的话，愤怒地斥骂法国是强盗。这种怒骂对我们来讲，似乎是一种安慰。不过，反过来看，则让人不舒服，一个法国作家骂自己的政府为强盗，又没有被政府视作“法奸”。
再举个例子，洋务运动时期，一提起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领土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大，人们备感自豪。说穿了，这是国人的一种定性思维。其实，大一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帝王思维。大一统，天下和平，当然对百姓有利，也更对执政者有利。老实讲，苛政下的百姓，其生存状态比战乱时也好不到那里去，比如始皇统治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