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姓的执法要“文化”不要“武化”——我这个说法是广义的，并非针对具体的案件。
悲剧的发生往往简单而容易，喜剧的创造往往艰难而困苦。7月7日，上海公安机关公布了致6死4伤的闸北袭警案案发原因（7月7日新华社）。这起
震惊全国的惨剧，“来龙去脉”其实很简单，小事情“层层推进”，最终酿成了大祸患:2007年10月，犯罪嫌疑人杨佳短期来沪期间，因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北时被闸北警方盘查，在警局接受6个小时的询问后，警方判定杨佳的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心生不满的杨佳此后多次投诉、提出赔偿而无果；经过周密预谋，导致惨案发生，造就了网友所说的“史上最牛袭警案”——其背后是一种可怕的“敌对意识”。
这是“一辆自行车导致的血案”，与“一个馒头导致的血案”相似，皆为小事情酿成了大案件。小事酿大祸，往往是双方相互“促进”而成的。警方办案的一些“习惯性做法”，从该案可见一斑:为一辆嫌疑自行车，现场盘查并致围观，被盘查者的面子问题并没有列入“考虑之列”；为一辆嫌疑自行车，在警局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盘问才放行，可见警力很充裕、执法够认真；为一辆嫌疑自行车，被盘查者其实在局子里过了一夜，后来那一夜化作了巨大的怨怼……
现在警方已辟谣:杨佳曾被殴打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的说法，纯属造谣。而确定的是:杨佳属于“八零后”，生于1980年8月，北京市人，中专文化程度，没有精神病之类。还有个老掉牙的说法是“无正当职业”——如果杀人放火之类不算职业，那么就不应该说职业是否“正当”，若是无业就说无业，若是待业就说待业。
杨佳真是枉用了一个好名字“佳”，他报复的手段极端残忍，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家庭环境、成长历程，造就了他狭隘偏执的性格，外来的突发遭遇“激发”了他的疯狂行为。有中专文化的他，法律意识颇强，第一时间请了律师以提供法律帮助——这当然是一种法定权利。从常识出发，不难想到杨佳的终极结果是什么。但是，杨佳一案带来的终极教训是什么？
我们当然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人与人的差别是极其巨大的。杨佳那样极端偏执的性格，给警方今后的执法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来预防在极端性格的人身上“无意中点燃火药桶”、不知不觉埋下“小事变大事”的祸根？若有相关预案，那么，执法中就能对极端性格有所预见有所警惕，从而使执法变得更为科学。警方还应反思:一个外地人骑了辆自行车，确是租借来的而不是偷来骗来抢来夺来的，要花那么长时间来对付它、要费那么大警力才确认它，这样的执法是科学的吗？这不是什么刑事案件的侦查，那么今后还要这么干吗？整个执法过程千错万错都是对方的错、自己就没有一点瑕疵吗？基本的执法常识也提醒我们:面对寻常百姓，要摈弃那种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要树立“无罪推定”意识；尽管“无罪推定”主要是对法院判案而言的，但公安执法也需具备这个意识。
警方已经说明了在盘问期间没有刑讯逼供、没有殴打杨佳；他们的执法是“文化”的而不是“武化”的，这很好。我向来希望各种很寻常很普通、社区里群众中的执法，要“文化”而不要“武化”，要“文明”而不要“武明”，因为只有文明的执法才不会将小事变成大事、酿成悲惨结果。毕竟，普通百姓与凶恶歹徒是不一样的。从本质上说，民警民警是为民服务之警，片儿警——社区民警更是这样。应真正树立“执法服务”这个理念，在实际行动中打通“执法”与“服务”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从愤恨和绝望走向狭隘与极端，背后不免会有“催化剂”。社会与他人，特别是各种执法者，千万不要有意无意成为这种“催化剂”。法律是抑制这种“催化剂”产生的，因为法律是一种可预见的秩序，是一种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正如哲学家阿奎那所说的，“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法律要求百姓“不作其他一些行动”，法律同样要求民警也“不作其他一些行动”——这就是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