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世人，若以道德标准加以分类，应该可分为以下四种：毫不为己、专门利人者可奉为圣人；满足自己的同时帮助别人者可称为贤人；满足自己却不助人但也不损人者只能算凡人；专门利己甚至为此不惜损人者则为小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大邦，仁义道德、荣辱廉耻早已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尤其是两千多年孔孟之道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更使我们对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有自己完整的评判标准，但具体的实践并不是评判标准越完善，道德机制越到位就执行的越好，管仲有言曰“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人的认知水平，人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方能谈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这句话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传统中，乱世用法家以平世，安世用儒家以治世，社会主义荣辱观无疑是根据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经济这一当今国内外形势而提出的治世之道，是在我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衣食足，仓廪实”的基础上提出的价值要求。它的提出也延续了中央在思想教育方面政策的传承性，从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到江泽民时代的以德治国，再到如今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始终存在着一小撮敌视中国，以中国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的政客和言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无疑又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人民实施的又一次政治说教和思想灌输，是对中国人民人权的剥夺和侵害。这些言论从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主义出发，当然是荒谬的，然而当一个传统礼仪大国的人民素质和思想水平的提高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号召来实现时，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在这一点上我们国人理应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的声誉并不怎么样？大到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不讲诚信，小到不注意公共卫生、不排队、爱赚小便宜等种种现象，我们貌似完美无缺的道德价值体系为什么付诸实践时就会面目全非？当然，这方面我们的缺失固然与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与“衣食”不足、“仓廪”不实不无关系，但不可否认西方道德教育中注重潜移默化这一点远远比我们的自上而下的说教和灌输高明。再回到管仲这句话本身，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无懈可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而行为举止却没见的提高多少，据《每日新报》报道，我国“目前每天由人为因素污染的道路面积多达 1000万平方米，市区 1200余条道路，“车窗垃圾”就覆盖了其中的 120条。”
著名哲学家罗素在提到人生活和行动的准则时曾经说过“人的各种行动应该出于本能，遇到犹豫不决时听从良心的遣使”。罗素是个“人性本善”论者，这句话严格意义上考证也并非完全合理，但我们每个人在做事情时是否考虑过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否能够严以律己却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八荣八耻”的内容貌似简单，但是否经得起我们在生活实际中的拷问却是另一回事，其实，我们每个国民大多都是知礼节、明荣辱的，缺少的只是扬荣抑辱、求荣弃辱的勇气和实践。希腊哲人曾讲，一个人独处时的行为举止最能体现其道德的纯洁和内心的干净，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也重视“慎独”，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自觉行动起来，知礼抛耻，择荣弃辱，时时处处哪怕是在独处时都对得起自己，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素质的提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名圣人或者贤人，而不会仅仅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一个“物质日渐丰富，精神日渐匮乏”的时代，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无疑是医治种种社会精神弊病的一管强心剂，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产物，假如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又会发挥它的社会意识反作用，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使我们更好地生活成为可能，这也就是知礼节、明荣辱以足衣食、实仓廪的道理。
但是荣辱观的良好贯彻执行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过程，考虑我国的现实实际情况，又离不开一定的教育督导甚至是强制性措施。相比被别人教育着怎么样怎么样做，我们何不自己主动去选择做，至少选择的自由是存在的，我们不去做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不去做正确的选择！或许，存在主义大师让-保尔·萨特的这段话能给我们些许启迪：“懦夫是由自己造成的，英雄也是由自己造成的，但对懦夫而言始终存在着不再是懦夫的可能性，对英雄也始终存在着不再是英雄的可能性，关键是始终承担责任，而不是由一个特殊情况和特别的行为决定你的终生。”
作者：孙晓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