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秋风：反传统情绪与双重的无知（2）

传统是复杂的


    另一方面，过去百年间，对于传统、儒家，现代知识分子始终停留漫画式理解的层次。新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乃是因为情感原因而故意如此，后来的知识分子则因为传统教育的断裂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根本无从真切地理解儒家。诸多意识形态也扭曲了人们观察传统的视野，让他们故意摸黑儒家，为此甚至不顾逻辑。


    比如，张耀杰说，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开始，儒家进入权力机构，并没有起到控制、约束皇权的作用，“反而通过阳刚的皇权与阴柔的儒教狼狈为奸、相辅相成的阴阳配对，极大地强化了专制皇帝汉武帝的绝对统治权。”


    这是一个传播极广的现代谬说。人们之所以相信儒家让统治变得更加专制的荒唐结论，因为他们相信：意识形态就是谎言，而儒家就是意识形态。专制的暴力加上儒家的谎言，当然所向无敌。然而，这些人士全然忘记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现象。古代的宗教与儒家，都不是意识形态。相反，它们都是被人真诚对待的信仰、信念，具有崇高的权威。因此，皇帝绝不会认为，接受儒家，会让自己的权力变成绝对的，那些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儒者更不可能这样认为。


    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秦始皇宣称，自己就是天，他当然拥有张耀杰所说的“绝对统治权”：他不仅统治人，也统治神。而当汉儒主张皇帝是天子的时候，实际上降低了皇帝的位格：皇帝不是天，而是天的儿子。由此，皇帝不再是绝对的，就象董仲舒所说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皇帝必须服从天。这实际上在皇帝之上，为皇帝的行为树立一个客观的权威。据此，臣民可以援引天的权威来批评皇帝，指控皇帝，乃至于更换皇帝。


    这不只是理论上的想象，汉以来的儒生确实就是这样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汉代有位儒生谷永，博学经书，尤其是精通天官、《京氏易》。他在呈奏汉成帝的“对”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这就是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这一理念源远流长，《尚书》中多篇已经论及。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民在王之下。但从政治神学角度看，王在天之下。至关重要的是，上天在人间立王，乃是为了民的福祉。因而，天下绝不是皇帝的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乃是天下之主权者。正是凭借着天，人民获得了主权地位，这正是人民主权原则之政治神学式表述。这与美国《独立宣言》中美洲人民凭借这上帝的权威而获得主权地位的理念，如出一辙。谷永接着说：


    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怒，恩及行苇，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


    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上天震怒，灾异屡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踊出，妖孽并见，茀星耀光，饥馑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夭伤。


    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诗》云：“乃眷四顾，此惟予宅。”


    如果皇帝残害民众，上天首先会发出警告，责令其改正。皇帝如果不思改正，上天就会抛弃他，向人们派遣更有德行的统治者。这就构成了儒家革命理论，这一理论意味着，皇帝和王朝都没有绝对统治权。


    也正是基于对天负责、因而对民负责的儒家政治理念，汉代形成“罪己诏”制度。皇帝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承诺改正错误。享有绝对权力的皇帝怎么可能对自己的臣民承认自己犯错？


    “天子一爵”说也表明，儒家决不认为皇帝享有绝对权威。三纲之说出自《白虎通义》，很多现代人对此书抱着极大恶感。但我敢肯定，批评者中没有几个人认真读过“三纲”的原始论述，人们也完全忽视了该书开篇提出的“天子一爵”说。根据这一学说，天子之位也不过是一个比公、侯高一级的爵位。顾炎武清楚指出这种学说的宪政含义：它表明，皇帝“非绝世之贵”，“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


    由于缺乏对于儒家思想结构及其所涉及的政治架构的准确理解，张耀杰才会说出下面的话：
儒生群体为了实现“独尊儒术”的权力野心和专制目标，必然会像当年的孔子不惜杀害少正卯那样，极力煽动皇权统治者针对本国本土的草根民众，以及被“罢黜”的其他非儒家的知识群体，实施阴阳相济、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甚至于残酷镇压。


    这样的说法流传甚广，但同样不过是流传甚广的黑暗想象。似乎没有人仔细研究“独尊儒术”的历史脉络，带着思想自由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想当然地将其视为思想专制，并以孔子杀少正卯作为佐证。然而，历代学者早有可信的研究证明，孔子杀少正卯乃是后人的编造。但那些忙着批判儒家的人，对这样的学术结论毫不在意。张耀杰指控儒家参与镇压非儒家的知识群体，是否可以示例一二？你一定会提及明清时代的“文字狱”，可是，文字狱是谁发动的？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儒生，难道不正是受害者？


儒家也是普适价值


    过去一百年知识分子对西方、对传统的肤浅、扭曲理解，导致了严重后果。比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知识分子一直主张“全盘西化”。这一主张正是以上述肤浅而扭曲的认知为基础的：中国完全是专制的、不文明的，西方则是民主的、文明的。张耀杰下面一句话就是在重复这个意思：
“与中国传统社会以天道天意天命天理，以及等同于天道天意天命天理的天地君亲师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为本体本位不同；西方社会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是另一种已经被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所普遍认同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


    这种大而化之的中西文化对比之论，在过去一百年中曾以各种形态轮流登场。我好奇的是，这个“西方社会”是谁？是意大利、法国、德国，还是英国、美国？是基督教信仰，还是后现代哲学？是法国革命，还是英格兰光荣革命？是法国启蒙运动，还是苏格兰道德哲学？是现代法西斯主义，还是英格兰的宪政传统？热衷于中西对比的人们完全不理会西方的这种丰富性、复杂性与内在冲突。
而按照知识分子提供的上述对比结论，完全可以说，中国与西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种，他们的生活与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黑暗的，西方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光明的。因此，现代中国人要想有前途，就必须弃暗投明，全盘西化。


    我好奇的是，一直生活在另外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中的中国人，何以会突然认同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很多人会说，西方人用几千年时间为整个世界创造了一套普适价值。既然它是普适的，中国人当然会接受。但是，假定中国人是另外一个人种，没有普遍主义的心灵，何以能够分辨西方意义上的黑暗与光明？中西对比者陷入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一套价值，如果只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生成，且只存在于现代西方，在其他地方没有任何迹象，那我敢肯定，它根本不可能是普适的。而晚清以来中国人认可并追求宪政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中国人此前必然在追求普适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中国人的精神也是普遍的，并曾在普适的制度中生存过。只不过，这些价值和制度的成熟程度，或与现代西方有所不同而已。


    我所做的知识上的工作，就是重建中国历史，重新发现儒家，以揭示儒家所塑造的中国人的精神与传统中国的诸多制度，实际上具有普遍性。据此可以说，现代中国人之学习西方，并非在模仿一种对自己而言全然陌生、异质的制度，而是在内生地发展自己的文明。现代中国人学习西方，乃是以他人之水，浇灌自己的大地，以加快自身文明内生演化的节奏。


    也就是说，我绝不反对学习西方，但我相信，现代中国的优良治理秩序之生成，惟有通过“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过程渐进地完成。作为此一过程的行动主体，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理当同时在两方面深思明辨：一方面，深入理解传统，尤其是儒家，因为这构成了我们起步的现实：“中体”。另一方面，深入地理解西方，以完整地理解现代优良治理秩序之生成过程及其制度架构和运转逻辑。


    但是，过去一百年间，台面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这样的耐心，对现代、对西方，他们囫囵吞枣，只有一些肤浅而扭曲的常识。对西方、传统的双重无知所促成的众多文化批判，包括国民性批判，看起来慷慨激昂，听起来义正词严，实则没有任何知识与思想意义，而只有文化上的破坏作用，以及政治上的误导效果。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又规模巨大的共同体，在这里构建现代优良治理秩序，乃是一件高度复杂的事业，那么，以周人那种戒慎恐惧的心态，对中体、西学深思熟虑，就是惟一正当的态度。秉此心态，人们或会以温情与敬意面对传统，也会对西方复杂的价值和制度进行理性辨析，而作出明智抉择。如此会通中西，中国文明才有可能走上自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