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的一点思考
老子说，有无相生。一阴一阳谓之道。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焦虑，在我看来，就是对“无用”的焦虑。传统中国虽然肯定儒家的经通致用，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对老子和庄子们的“道”“忘机”也是不敢须臾疏离的。传统中国的文化方向是向下的，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道法自然，自然不仅仅是物质空间，也是中国心灵世界的源头，上善若水，随流赋形。道法自然，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文化尊重经验和历史，时间是永恒的。文学的主题是大地，写作的基本调子是赞美。写作从世界中出来，又回到世界中。
在中国，文化扮演着某种宗教角色。道法自然，写作是对世界的说明，这个说明是“为天地立心”。中国心灵在大地上而不是在上帝那里。文章就是立心。
子曰，人者，仁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本来与野兽同处于黑暗的荒野，但人立了心，于是脱离了原始的遮蔽。立心就是写作，就是文章。“己欲立”的这个己，就是作者。
心是先验的。就是孟子说的“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立心，立就是为“我固有之”的心祛除遮蔽，文明之。
立心不是虚构观念、设计世界新图纸。在中国，诗是文化的最高形式，诗是说明，是从世界中出来，“为天地立心”，诗的方向是通过文字使心出场、在场，守护着大地人间，与它民族的宗教不同，中国天堂不在来世，就在世界之中。宗教的方向是向上，终极价值在世界之外，来世。宗教的天堂是虚构的。文却必须回到人间，回到经验，回到大地上，回到世上。文是对人间大地先验的诗性的“明”，诗与宗教，方向和形式不同。诗出于世界，回到世界。宗教只出不回。宗教和诗都在解释说明世界，宗教更倾向于解释，通过“比你教为神圣”的观念，理论、理想、理念、教条。
诗是对世界的说明，文明。“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蠲戏斋诗话马一浮）诗言志。志，按照字体结构，士心，可以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之心。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心是先验的，人皆有心，但只有士心有所思，思就是心田，心有田了，心动，觉醒，生长，这就是志。志，也是记录，以文志之。志，“志者感也”，通过言记录、说明、文明，就是诗。这个志，并不“比你教为神圣”，这个“志”是顺其自然。诗就是文，就像文这个词起源于文身一样，是顺其自然的顺理成章。“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说文》“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韩非子·解老》，这是中国本源的“理”。现代意义上的“理”是按照发现总结的规律或依据某个标准对事物进行加工、处置。理性、理财。理事、管理、修理、整理……的理。
中国诗圣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文章就是赞美，原天地之美。大地人间就是天堂，文章之。这与基督教文化将世界是非化完全不同。“神看见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而在中国文化中，大块不是“一张白纸”，光与暗都是自然，都是道的载体。先验的，守护着就好。文明就是守护。文明而不是再造。
传统中国的写作基调是赞美。“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蠲戏斋诗话》马一浮）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我以为，兴就是触发。在古代诗歌中，触发汉语诗兴者主要是自然，所以山水诗兴旺发达。“大块假我以文章”，赞美息我以生死的大地是诗的基调。观，就是观点、立场、所在地。群，就是他者，“他人不是地狱”。怨，就是批评。批评是“美刺”，用的是加法。批评与20世纪的批判不同，批评是因为“大雅久不作”（李白）为的是“再使风俗淳”（杜甫）。批判是非此即彼，破旧立新。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说诗是为人之初，性本善而明，为人伦大道而明，诗是立心，扬善，风雅。诗“可以兴、观、群、怨，必止于无邪” （《蠲戏斋诗话》马一浮）诗之最末流，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将诗作为知识。
赞美基于对有的守护、顺从，喜悦。在1840年以后，中国赞美只剩下无的一面，有被解释为旧。诗还在说，但是已经不明了。文还在复制已经灿烂之极的雅驯，以至腐朽晦暗了，令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感到窒息，使中国在舶来新世界面前全面失语。自五四开始，自然、历史、经验的旧世界首先被从观念上革命，文革是这种革命的极端。进而在空间上被拆除、摧毁。
五千年，色即是空。王国维之死，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个大空的到来。
有与无，不再是相生的关系，而是彼此对立，水火不容。曾经是知白守黑，现在，白要消灭黑。
基于对无用的焦虑，汉语写作的革命性是重建一个现代性的观念系统，激活僵化的所指，重新解释中国之器。说明已经隐晦不明，但无法涂抹，说明已经积淀在汉语历史的黑土中，只能再解释。我们的写作被抛入了一个解释的时代。解释就是批判。
对无用的焦虑确实为中国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白话文写作就是这种普遍焦虑的一个成果。白话文革命，使汉语在书面重新获得广泛用途，可以为现代中国解释了。以有用为目的工具理性，这是汉语写作之现代性的内在根源。对于现代诗人，这是一个基本的起点。
当代文化的有用，是对各种观念、意识形态、知识的空间性开拓。非历史、对经验的革命、成为当代创造的基本动力。
自鲁迅以降，文学的主调成为批判，人独立寒秋，成为当代文学的主题。
鲁迅是个耶稣式的人物。他为汉语带来了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绝对的批判。说明变成了解释，赞美变成了批判，肯定变成了否定。从鲁迅开始，诗经中国进入了圣经中国（或者说“道法自然”的中国变成了“观念先行的中国”。）传统中国以“中庸”为价值的天平，独尊儒术使“中庸”成为一种绝对，或许正是这种“中庸”绝对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恰恰失去了中的天平。
鲁迅从天而降，他带来的是一种命名方式：“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这口气与超越经验的“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是一样的。这种陌生的东西需要强加于世界，因为它超越了生命的普遍经验。基督教的许多思想在今天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真理、常识，但是这些从天而降的观念在开始的数百年中却是通过剑与火来推行的。
鲁迅在中庸世界中树立一种现代性的绝对精神。“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开窗，意味深长，它其实使汉语写作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去寻求中的所在。
赞美是对世界的原始说明，赞美基于对大地、对器的敬畏，顺应。批判则是对说明的再解释。批判需要无所畏惧。我们这一代诗人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开始我们的写作。
赞美是“原天地之美”。赞美是没有是非的，天地无德。赞美是先验的，这种写作道法自然，写作不是赋予世界新的意义，而是顺应“它的意义”。顺理成章。
批判是对经验、历史的批判。批判基于本源性世界（或曰故乡）之外的观念、图纸，更X的全球图纸，以确立新的是非，扬弃、否定或者肯定。有用是衡量一切价值、意义的坐标。
我们时代写作的动力来自是否“有用”。在将近两个世纪的再解释后，“有用”已经成为中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核心。有用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物质中国。
但是新的焦虑也出现了，压倒一切的“有用”，也令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精神空虚。可以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将西方一切“用”都搬了过来，现代化在中国的胜利有目共睹。但是，西方的有用、器是植根在上帝中的。上帝代表着西方文化中无这个层面。天职，职业，在西方文化中工作意味着“上帝安排的任务”“神召”。而在当代中国，工作只意味着“先富起来”“勤劳致富”。勤劳于某项工作而没有致富呢？就抛弃这个工作，打一枪换个地方，工作本身被视为无用，有用的才是工作，无用的就不是。工作不是神召、天职。我们没有搬来“上帝”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搬吗，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已经使尽浑身解数，教育的普及、各种译文汗牛充栋。但上帝依然在中国精神世界中阙如。上帝这个东西是搬不动的，上帝位于西方文化中无这个层面。无只植根在各民族自己的文明经验中，它无法移植。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知识都可以移植，但无无法移植。无像生殖活动一样，必须在各民族自己的身体中生成，无是各民族的精神之根。
无是对有的守护，有无相生，知白守黑，文明是无的守护者。文化、经验、审美标准、无不植根于此，无是照亮有的东西。有无相生，有与无的任何一方面的缺席都是对生的摧毁。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如果世界失去了“归于无极”的“常德”，它就抵达了有限，“有”如果没有对无的敬畏、恐惧、没有朝向无的升华，有就是有限。古书说，有是会意字，意思是手中有肉。手中有物而不敢放手，这就是死守，守死。无，最古老的意思就是舞蹈，舞蹈是什么，就是赞美“无”的一组组动作。
我曾经说，文革是一场灭心的运动。心就是无。文革费尽心机要消灭的就是中国世界的无。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文革盛行的“交代”就是要人们把“无”供出来。消灭于意义之“有”。文革中断了中国的形而上的黑暗经验层面。
中国传统在观念上被彼岸化了，无与有分裂，无走向虚无。无先是由于恐惧而隐匿，继而由于无用而被抛弃。
现代性对有的空间性开拓成为时代主流。现代主义是一场空间的量化运动，现代主义试图通过有将无量化、空间化。对有用的焦虑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在写作上，它已经具体地影响到我们，这就是对意义、象征、隐喻的狂热追求，对无意义的恐惧。现代中国其实已经不敢写无用的东西。在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写作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对“是否有用”的大规模的集体辩护，解释。
最近二十年，中国文革新文化中趋于极端的旨在“有用”的泛意识形态化的主流美学体系濒临崩溃，文化价值标准出现了巨大真空。“礼失而求诸野”，各种民间文化力量试图对这一真空进行重建，重建中国当代文化的价值坐标。这种重建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尤为激烈。
今年春天，我曾经从苏州到上海旅行，在这个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充分地区，我目睹了新世界的全面崛起和旧世界的全面崩溃。在１００年前只是理想、蓝图、观念的东西，今天已经成为坚固的物质现实。在苏州，时隔三十年，我再次拜蔼了拙政园等古典园林，上次是游览，这次却是拜蔼。我周围弥漫的是一种诚惶诚恐的气氛，太湖石、书法、文言文、画栋雕梁、楼台亭阁、小桥流水……像圣经中的使徒一样被人们顶礼膜拜、叹为观止。这些昔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中的精华如今已经从庸常中升华出来，像教堂一样神圣。无数旅游团组成的朝圣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苏州，苏州已经成为梵蒂冈或者麦加那样的中国圣地。另一座伟大的中国教堂则是黄山，朝圣者的也是队伍日夜不绝。
“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世界已经被“彼岸化”了。
我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的一句现代格言：“Pastis another country” (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哈贝马斯 赵一凡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