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就是那些通过写作来立心的人，立心就是“达人”“达仁”。在西方，这个是由牧师负责。尼采甫出，宣告上帝死了，他企图将立心的重任转移给文化，因为文化的源头是直觉、神秘性、不确定性、非逻辑、非理性、萨满教、酒神、泛神论……
二十世纪受西方影响，中国出现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文人因为放弃了“为天地立心”的古老使命，风花雪月，寻章摘句老雕虫，成为腐儒。“书中自有黄金屋”，获取仕途，改变人生际遇成为文人的终南绝径。文人在二十世纪声名狼藉，导致了鲁迅等文豪的诞生。
但是知识分子依然不能代替文人，古典意义上的文人就是“文身”之人，文是一个动词，当文人之文成为一个形容词，价值词，而不是一个在现场“天地立心”招魂的巫师的时候，文人的末日也就到了。知识分子是通过写作来进行知识的价值兑现。写作是一个积累个人象征性资本的工具。知识分子知白而不守黑。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力量是有。文不是力量，文是守黑。
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个次序正在颠倒，诗越来越向着知识之一类、分类知识，只是数、理、化、美术、艺术、舞蹈之一科。昔日，诗通万物，“诗者，志也。志能相通，则无不喻”。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诗通于政事，故可统《书》；以声教感人，故可统《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可统《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故可统《易》。子夏《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依风俗。’（《蠲戏斋诗话》马一浮）
兴观群怨。触发诗兴的世界变了，诗不再兴，而是认识、批判世界。诗日益与自然疏远，不只是作为大块山水的自然，更是道法自然的自然，受到西方智性诗歌的影响，诗越来越不自然了，做作越来越普遍。故乡的丧失，使“生活在别处”“在路上”成为诗人的普遍命运。故乡是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世界，那是古代诗人在场、立场，出场、所在地。而今天“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作为诗的基本价值被革命，“诗无邪”“不语怪力乱神”式微。诗人热衷的是个人主义、自我张扬，自我戏剧化，自我新闻化，野怪黑乱，漠视他者；古代基于“诗无邪”的怨怼被批判取代。怨怼是加法，批判则是减法，非此即彼。这是一种非历史的经验，我不想只从批判的立场去看它。这个新经验有一个物质世界的主体支持。如果这个依靠革命起家的新经验用的是减法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新经验，我宁可用加法，容纳这个摩菲斯特。毕竟，“诗无邪”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乌托邦，也许无邪与邪恶同时在场世界才是诗的场，摩菲斯特们其实一直在场，只是古代诗人没有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罢了。《易》云：“修辞立其诚”，这是一种诚。
当代中国批判的特点是，它依据的蓝图是拿来的或者强加的，而不是本源性的自我批评。这种批判与“怨怼”“美刺”不同。这种批判有一种天然的暴力性。对批判的批判，这是一个新经验。
自我，个性、乖戾、极端固然是有助革命。但是，文明不能总是破旧、总是跳梁之辈在表演。时间到了，文明在呼唤守成，呼唤高僧大德。
写作其实是为世界守成。
我们时代的诗人只剩下汉语这个最后的故乡，革命到此为止。除非废除汉字，使用拼音。这是最后的故乡，批判必须批判，诗人与汉语的终极关系是美刺，怨怼。从批判回到怨怼、美刺，这是更深刻的现代性。这是汉语终极的“诗无邪”。
最后的汉语故乡，并非残山剩水，与大地被改天换地不同。汉语依然是一个历史的故乡也是未的故乡。感谢神灵！每个时代，当下的汉语与总是古代汉语同时在场，汉语的这种超越时间的品性是我们最终不会丧失故乡。20世纪的中国维新是从，非历史的潮流异常猖獗，但汉语岿然不动，汉语是一种用加法而不是减法的语言。它既坚持着历史，也接纳着非历史。白话文灿烂了，我们也保留着文言文的黑暗仓库，这是汉语的“知白守黑”。当代汉语可以说是汉语古老历史上最丰富、开放的时代。
在“诗无邪”的封闭时代确立的“中”“雅”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最后的世界空间中重建“中”，重建“雅”。1840年以来，西方世界给中国树立了一面镜子，通过这面群魔乱舞的镜子，汉语可以重返更深刻的“兴观群怨”，可以更广阔地“类万物之情”。重新确立“中”“正”“雅”的位置，“世有治乱，诗有正变，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马一浮）
我以为在这个时代，汉语作者必须重新回到文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
道成肉身，知白守黑。
文人，就是写一切。“一切法界皆入于诗，恐学人难会此旨，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志能相通，则无不喻”（马一浮）。如何可以为天地立心如何写。“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姚秋园）而不是某种饭碗、主义、概念、修辞游戏、知识……这个象牙塔之所以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就是因为它们放弃了 “为天地立心”。
文以载道没有错，这个道是无。是知白守黑。而不是意义、意识形态、观念。文章为天地立心，诗守护的是心灵世界。最近十年的危险是，将心灵等同于各式各样的政治正确，意义、观念，企图无中生有。今天许多人在争论诗标准，我认为任何试图在当下生效的诗标准都只有诉诸权力。马一浮先生说得好：“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不坏也。”
文不是将语言作为一个工具，由使用者赋予其意义。意义是文这个动作本身呈现的。意义是文章随物赋形的结果。在神话时代，汉字被创造出来，它们不是被赋予了某种意义，而是直接就是神力。我同意本雅明的看法“言辞不是传达另外什么东西的工具，毋宁说，言辞就是语言的本质，言辞透露出精神性本质，言辞即非同事物处于偶然性关系中，也非约定俗成为事物设定符号，（或对事物的认识）”。
文就是去存在，去匿名、去死亡（不朽），去无。在存在中，“存在的真理的自行发生”（海德格尔）
我们时代流行的是“一本书主义”的旨在“成功”“被承认”的业余即兴式才子式写作。现代性写作不是一种才华，不是指向成功或者富起来、出人头地、不是改变人生际遇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终南捷径。不是“在野”或者“达则兼济天下”，这一点是现代性写作与中国近代大部分古典写作的根本区别。
现代性写作继承的仅仅是“道成肉身”，“文章为天地立心”，到此为此，激扬文字而不指点江山。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写作可以说是一种专业活计，就像古代部落的巫师“他生下来，他招魂，他死了”。写作应当是某种非血缘的“世袭”。最近一个世纪，写作上的叛徒可谓多如牛毛，人们总是有更高尚的借口背叛写作，一旦有更光荣正确的机会，在作者中，写作是最先被抛弃的，守护无毕竟是我们时代最寂寞的事业。“经国之大业”只在写作内部，而不是背叛写作的借口，这就是“专业”的现代性写作。
现代性写作是一种生命的重复，通过重复接近道的过程，不是自我复制，而是体积的累积。“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有不殆。”（易经）
文本空间的密度不是意义的扩张，而在内在的身体性密度。比如，当我说什么是唐朝的时候，我用的词是肥厚。重复是时间的生长。写作是文本的逐步肥厚坚实而不是创新。
今天，创造发布一个主义不过是抛弃一只跑鞋。“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纬·乾凿度》这个时代只讲变易，而忽略不易。创新、变易如果没有抵达无的“不易”、守成、不变，那就是死亡。
这个时代的作者普遍渴望承认，承认，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虚无。渴望承认是当代诗的隐秘焦虑之一，渴望谁的承认？“排行榜？文学史？选本？教授？这种焦虑在青年一代诗人中很普遍，网络不是已经建立了发表平台吗？为什么对“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如此没有信心？归根结底，这是对经验没有信心，对时间没有信心，对永恒没有信心。
怎么写是没有是非的，但是诗有高下之分。什么是好诗，我以为必须有一个时间和经验的基础。绝对的空间化永远无法确立起好诗的地位。后现代是空间的狂欢，是无休止的对有的开发运动。空间性的无限革命性的写作，在我看来，其实只是业余写作。空间性的意义占有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是虚无主义的写作，总是“一刻钟”就烟消云散。创新，是现代主义带给中国诗的活力，但是经验、时间不能总是付诸阙如。
我们是在一种新的经验中写作，经验就是时间，时间不只是未来，也是过去。新的经验，但是重建的是无，是时间、是永恒。这是一个新经验。
诗是无的守护者，不是虚无的表演者。
在今天，诗所隐藏的神性、宗教性日益彰显。在诗性张杨的时代，例如唐朝，神性是隐匿在语言中的。但是在诗意匮乏的时代，诗的神性必须出场，这是一个屈原的时代，招魂是诗人的使命。今天，诗歌重新成为那些追求伟大，自以为“天降大任”的人们的事业。
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是一个迷信时间、永恒、经验的诗人，他是我们时代的先锋派。
我们已经写了三十年，我们是中国白话诗历史上写作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代诗人。这是精神衰败的时代，也是写作的黄金时代。水落石出，不是石头自己拱出来，而是因为持续地创造着自身的不动，直到周围跨掉。在今天的写作环境中，我们得承认，我们是有充足时间的一代诗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像古典诗那样去打造语言的永恒。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种信念来自我对汉语的基本信任。
汉语是天然诗性的，它是量化、规范化、精确化、标准化的天敌。因此，在今天，我可以说，汉语本身即是一种拯救。
在汉语中写作，必须道成肉身。
2009年3月31日到4月14日初写
2009年9月再改
苏州-上海-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