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人口多了，深度阅读才会扩大
几年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陶东风曾组织文艺学沙龙，本系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参加。每次指定一本书目，如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之类，大家各自阅读，两周后聚会讨论。然而，沙龙在两三次之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难以完成这个限时的阅读任务，“越拖越长，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他也想过将这本书推荐给19岁的女儿看，可惜女儿没有兴趣。她和同学们，喜欢上网或是用手机阅读玄幻、青春类故事，比如日本台湾的耽美小说、韩国校园小说这类。而他的妻子，则钟爱养生类书籍。
在陶东风教授看来，近些年，国民阅读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实用性、工具化倾向，在实用、物质、身体色彩迅速增加的同时，审美、人文、精神的维度日益萎缩。他称之为“‘过日子’时代的大众阅读”。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国民阅读面貌大为不同。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保持着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重建的极高热情。陶东风的书柜里，仍整齐收藏着《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未来丛书》中的部分作品。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深度阅读，是很危险的。”王余光教授表示。而拯救深度阅读人口的基础仍是扩大阅读人口，“就像一个金字塔，阅读人口的基数越大，深度阅读的基数就大。如果一个民族连阅读习惯都没有，深度阅读的人数相应就会非常小。”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曾提出“美国阅读挑战”运动，大力提倡读书。2005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还首次举办了“读吧!新加坡”(Read！Singapore)活动，培养国人阅读风气。
2006年，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倡导下，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全民阅读活动。2006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后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以倡导图书馆界走出内部交流、重视社会影响，推动全民阅读。从2007年起，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也由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从经费自筹升级为国家财政部专项资助公益性出版科研项目。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可能仍然没有图书馆。在政府力量之外，民间的读书会、读书沙龙等社会读书活动，与台湾等地相比差距甚大。王余光教授曾特别关注过民间图书馆——有的馆长以捡拾破烂为生，却积攒起几百本图书，供亲邻借阅。
从2008年发布的第五次国民阅读调查开始，纸质图书阅读率终于止跌反升了。第一次回升0.1个百分点，第二次是0.5。今年4月发布的第八次调查显示，图书、报纸、杂志的阅读率仍在继续上扬。而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达77.1%。可以推测，强劲增长的数字阅读与稳固增长的纸质阅读之间，正呈现着相互冲突却又共生共荣的复杂态势。
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陶东风教授称，不必刻意区分深浅阅读或是纸质电子阅读，提倡“中阅读”更为现实。比如，在社科及人文领域，最近几年，以案例而不是理论为引，以通俗语言传递深刻内涵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李零《丧家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等。
“无论如何，只要在阅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王余光教授说。或许，对于阅读的未来，我们可心存谨慎，但亦抱有乐观。（陈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