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出现国外高校来中国招生的新闻，总会被有意无意地纵比横比，论者希望借此一窥中外教育存在的诸多差距，找到问题所在，寻求解决之道。这不，湖北省东湖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张孟苏今年高考考了445分（文科）的低分，但却因在招生会现场乐于助人被新加坡一所大学预录，还给了她20万元的奖学金。（《楚天都市报》7月13日）
由此可以联想到另一个焦点人物——“少女作家”蒋方舟，清华大学愿意破格降低60分录取她，结果引发了广泛争议。两则新闻中民众与舆论所表达的不同论调，也许正是中外高等教育模式、高校自主权以及素质教育“折现”程度的差距所在。
对于中国高校而言，由于几乎所有高校都属于公办，与国外私立大学只对董事会与建校理念、办学质量负责，可享受更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不同。高考“大众化”离世界水平尚有距离，重点高校更是紧缺资源，民众的公平诉求也就格外敏感。在分数录取仍为现实次优选择的今天，民众有权要求公办高校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分数起点公平，压倒破格提拔少数另类人才的素质选拔公平。设想如果是一所私立学校“破格”录取蒋方舟，还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吗？
素质教育年年高喊，一到高考层面就折戟沉沙，无非是高校资源高度垄断于公立学校，没有形成公私大学百花齐放、充分竞争的局面；公立学校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政府的高度干预、全民权益的高度诉求，形成了分数改革不改则死、一改怕乱的路径依赖，改革活力被严重压抑，民众对改革与否陷入情理矛盾。张孟苏与蒋方舟面对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管理模式、张孟苏被新加坡大学破格录取是好事，而蒋方舟拟被清华大学降格以求就成了影响高考整体公平的坏事，这恰恰体现出中国高教发展何去何从的焦虑。
是进一步开放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对民办学校提供政策扶持、财政补贴及其他与公立学校对等的国民待遇，适度给公办学校松绑、让其在“教授治校”、“自主招生”及自律与他律考核监督机制建立上勇于探索，寻求中国高等教育持续而坚定的改革？还是困守于既有高考制度的制度围城无心自拔？政府、高校与民众都应直面挑战、超越空泛争论而不断进行改革试点，别总让“低分女生被录取”成为羡慕国外高校与教育制度的新闻舶来品。（文/毕舸）
